日本生态村与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全面提高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是决定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崭新视野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表明中国已经开始重新认识农业、农村发展问题。本文通过对日本生态村建设、韩国新村运动发展特点、主要内容和模式等方面的对比分析, 探讨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与日本、韩国相比, 中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和严峻,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实际,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之路。
1 引言
农业、农村发展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长期以来各国普遍关注城镇化进程, 希望通过城市的扩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1], 而较少关注乡村衰落问题[2]。据统计, 中国每年有超100万的年轻劳动力涌向城市[2], 每年有200万hm2耕地被荒弃;2015年, 因人口迁移而导致6 000万留守儿童, 4 700万妇女和5 000万老人滞留农村。过去25年中国有超2/3的农村小学被迫关闭, 农村地区老年人自杀率 (0.47‰) 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3]。面对社会环境恶化、年轻人口大量流失及乡村不断衰落的现状,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势在必行。
目前,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周边地区利用特殊区位推动农村发展的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日本、韩国用于复兴农村的生态发展计划;另一种是欧美国家的生态村运动[4]。在日本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 迅猛增长的经济使得大量人口快速向大城市集中, 加速了城市的膨胀;而农村地区不仅基础设施投入滞后, 且劳动力老龄化和后继者减少, 能够支撑农村基础产业的人员严重不足[5]。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日本政府和民众开始反思适应本国农村发展的政策并实施加快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措施, 以减少农村发展中的问题, 使农村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居住环境。韩国是中国的近邻, 与中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自然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起, 韩国开始推动新村运动。新村运动以促进农村区域开发为最高国策, 使韩国的城乡经济呈现同步发展态势, 取得了较大成就。
21世纪以来, 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崭新视野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这表明中国已开始重新认识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由过去单纯追求快速城镇化、单纯向城市靠拢或比照城市发展, 逐步过渡到关注农村自身的主导地位, 振兴发展农村特色。开始追求和构建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田园风光, 注重打造绿色健康的农副产品和特色产业基地以及民俗文化和休憩旅游基地, 逐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毋庸置疑, 过去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道路是短视的行为, 注定是行不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 振兴农村经济, 实现广大农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6,7]。本文通过对日本生态村建设和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特点、主要内容和模式等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
2 日本生态村建设
2.1 生态村建设的特点
2.1.1 对现有村庄的生态改造
日本虽然经济发达, 城市化水平较高, 但人多地少, 这使得日本农村有许多村庄。因此, 日本生态村的发展模式是对现有村庄进行生态化改造, 将其建成生态村, 而不是完全新建或扩建。
2.1.2 强调与区域核心城市的联系
日本的生态村建设重视城乡交流。交通和网络的发展, 使人口流动由单向的从乡村流向城市转变为乡村与城市的双向流动, 这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并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互动。
2.1.3 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目的
为了恢复和维护农村地区半自然生态系统, 日本不仅仅基于生产力和乡村景观的审美质量来制定农业用地政策, 而是以生态观为基础, 制定环境指标和设施创建政策。从生态学的角度规划和设计村庄, 把村庄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示范社区。
2.1.4 强调农村的复兴
通过对农村地区基础网络设施的空间资源进行重新定位, 构建人、信息和产品的双向流通, 鼓励和吸引城市居民长期留在农村地区, 甚至在那里定居。
2.2 主要内容
为了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而农村土地利用不充分的问题[8], 重建多中心的区域结构, 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和山区定居。围绕区域核心城市, 综合考虑乡村与城市间的距离和交通通达度, 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地理条件、生物环境、生产形式和人口密度, 以及核心城市人口数量等, 根据城市和乡村的交流形式以及关系密切程度, 将生态村分为3种类型, 即城市近郊生态村、典型农业区生态村和偏远山区生态村。
2.3 典型发展模式
2.3.1 城市近郊生态村
该模式的居民以城市市民为主, 强调充分利用城乡居民的直接互动交流。例如, 市民通过租用农户的土地直接参与农田的复兴, 而农户通过出租土地获得额外收益。此外, 该模式追求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 如尽量采用被动的冷却和加热系统 (如利用绿色植物遮阳和诱导自然风通风、利用灌溉系统中水的比热等) ;花园、非水稻种植以及其他各类植物凋落物、农业残渣等为堆肥提供原料, 而堆肥又为花园和各类种植园供给肥料;新镇产生的各类有机垃圾和污水, 经处理器收集、处理后, 通过生物技术 (植物和微生物) 净化, 将污泥转化成有机肥料, 污水净化后循环利用;稻田在蓄水期补给地下水, 在生长季则通过水循环利用的加热系统受益。
2.3.2 典型农业区生态村
与城市近郊生态村一样, 该模式也追求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 例如, 被动的冷却和加热系统 (利用井水或温泉水的比热) 、稻田补给地下水系统、有机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农田的轮耕等。该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 建立一个连接乡村景观资源的生态网络。森林是生态网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农田周围有防护林, 道路两旁有景观绿化林, 这些森林成为野生动物活动的生态走廊和栖息地。
2.3.3 偏远山区生态村
该模式注重提升山区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首先, 和前两种模式一样, 通过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提高生活标准。其次, 注重山区的自然景观和农业景观的保护。第三, 注重居住功能。建立长期的居住住房, 住房采用热水辐射加热地板供热, 即使在冬天, 也能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通过山区的风景环境, 吸引城市居民到这里居住。发达的信息网络使居住者与外界可以保持畅通的联系。
3 韩国新村运动
3.1 新村运动的特点
3.1.1 政府主导与农民自主精神相结合
韩国新村运动是在政府的主导下, 通过农民积极参与、自助努力推进的。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着力构建多形式、多层次的支持体系, 调动农民自主建设新村运动的积极性, 由最初的推进运动转变为自我发展运动。
3.1.2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共进
新村运动在不断改善农民物质条件的同时, 也促使农民精神层面得到提升。新村运动使农村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同时, 通过引导全体农民共同努力改变了村庄的贫困落后现状, 使其克服了消极、落后意识, 增强了自信心, 树立了“勤劳、自立、合作”的精神, 从而提高了韩国整体的人力资本质量和国民素质。
3.1.3 重视农村人才培养
新村运动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用于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工作, 特别是强调政府政策和农业技术的培训, 形成了农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与政府政策落实和技术推广成效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
3.1.4 成立专门机构对不同类型农村建设进行分类指导
韩国各级政府层层建立能够组织、监督新村建设工作以及培训指导农村骨干的专门机构。同时, 为了更好地推进新村运动, 韩国根据不同区域农村发展水平和建设情况, 把全国的农村村庄分为不同的类型, 每种类型具有不同的工作重点。
3.1.5 全社会共同参与
新村建设最先在农村发起, 随着改革的深入, 全国各行各业开始纷纷参与, 最终发展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现代化建设运动。新村运动将社会经济发展与公民精神改造有机结合。
3.2 主要发展阶段
韩国新村运动主要经历了以下5个发展阶段[9,10]:基础建设阶段 (1970—1973年) , 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人和改造农民落后意识等为工作重点;拓展阶段 (1974—1976年) , 以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为主;效果深化阶段 (1977—1979年) , 以深化农村产业、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率、缩小城乡差距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为主要目标;体制调整阶段 (1980—1989年) , 从政府主导方式转变为民间主导方式, 农民自发型建设得到确认;自我发展阶段 (1990年至今) , 农民自主管理和实现发展。
3.3 主要内容
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建设和谐满意的共同体 (集体) ”, 即建设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使社会成员感到满足的农村社会。新村运动的基本建设目标为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乡村环境、密切城乡和工农关系、建设文明社会和值得国民骄傲的国家[11,12]。其具体内容包括: (1) 通过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 摆脱贫困生活; (2) 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居民居住条件, 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环境; (3) 从教育、文化等社会基础结构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改变落后农村地区的面貌; (4) 提倡发扬“勤勉、自助、合作”的民族精神, 构建和谐和有道德的社会。
4 中国与日本、韩国乡村发展的比较分析
4.1 社会与经济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比韩国新村运动和日本生态村建设起步时高。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已发展到中后期阶段, 工业基础雄厚, 而韩国新村运动开始阶段正好是其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时候。虽然日本生态村建设也处于其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但无论从体量还是质量方面来看, 其工业水平都无法与当前的中国相比。然而, 中国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远远超过日本和韩国, 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非农产业得到长足发展, 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大为改善, 城市和工业已经积累了支持农村和反哺农业的较雄厚的基础, 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城市群周边的农村具备了建设生态村的基础和条件。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农村建设起步时的经济发展阶段与韩国基本相同, 同样致力于改善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因此,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首要任务是区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并根据区域实际情况解决不同的问题和矛盾。
4.2 农村的环境与状况
中国农村地区的情况与日本、韩国农村建设起步阶段有许多相同之处, 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 人口老龄化严重, 这与日本当时的情况类似, 但中国农村人口并未大幅度减少, 原因在于中国存在特殊的“农民工潮”现象:农闲时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 农忙时又返乡务农。大量兼职农民的存在, 避免了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农村经济迅速衰退的危机, 但也给农村地区的管理和政策的实施带来很大不便。与韩国一样, 中国农村地区一直保持较高的人口密度, 农业人口占比较高, 但相较当时韩国农村经济来说, 中国农村情况要好得多。然而, 中国小农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管理混乱等问题依然突出。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成本日益上涨, 为了保障基本生活,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 农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弱。如何把农村建成不亚于城市的强磁场, 吸引青年人留在本地区发展, 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课题。
4.3 农村发展模式
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韩国和日本是推行私有制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在农村发展模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的各项农村政策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 农民只能被动参与。例如, 以往的农业政策关注农产品稳定和有效供给, 缺乏对农民现实需求的考虑, 农民主动参与度不高。韩国农村建设是以农民为主角的创造与建设运动, 是国家主导、全民积极主动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13]。新村运动之前, 韩国也曾多次制定和实施农业政策, 但成效都不大,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缺乏协作精神和自我意识。韩国政府吸取经验和教训, 通过教育和鼓励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 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使农民由被动参与向自发参与转变。同时, 动员全社会帮助农村建设, 使农村建设逐渐发展成全国性运动。日本的农村发展是国家引导、群众自发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日本在振兴农村的过程中, 引导大众发挥集体智慧, 激发其热情和精力, 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品、培育产业基地、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和开发农产品市场等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日本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生态村建设创造了条件和基础。因此, 在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如何在有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激发和带动全体国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4.4 农村人文素质
与韩国、日本相比, 中国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对人文素质提高的关注。日本和韩国的实践表明, 农业现代化需要发展教育事业和提高劳动者素质[14]。韩国新村运动提出要发扬“勤劳、自助、协同”的精神, 注重培养农村地区骨干人才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政府通过培训激发农民建设自己家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9]。日本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也注重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对带头人的培养, 无偿提供各类培训课程, 鼓励民众到工厂参与学习和实践, 整体提高了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阅历和见闻。然而, 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差, 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公共服务设施资源严重不足, 部分农村乡风和社会秩序仍然落后[15]。因此,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村人文素质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5 日本、韩国农村发展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5.1 政府主导与全民参与相结合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力量和调控作用,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 对涉农部门加强管理和监督, 提高工作效率, 不搞形式主义和“形象、政绩工程”。同时, 培养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主人翁意识。中国应该效仿韩国, 推动城市各行各业与农村建立有效的帮扶与合作互动, 对每个村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 形成社会各界力量齐参与的局面。
5.2 强调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乡村振兴要以农村为基础, 紧密联系群众, 遵循“三农”的发展规律, 从农民最关心、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 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否则容易偏离目标。当前, 中国仍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单向涌入阶段, 要实现农村振兴, 必须提高农村地区的吸引力, 促进城乡的双向流动。国家可出台政策支持和鼓励年轻人才支援农村建设, 发展新兴农村经济和产业, 最终形成农村向城市提供各种绿色有机农产品、劳动力及优美的生态环境, 而城市居民到乡村居住和旅游观光, 亲近大自然的和谐局面。
5.3 分类指导与分区施策
借鉴日本生态村建设及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 中国乡村振兴应实行分类指导。首先, 根据乡村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 将全国的农村划分为偏远山村、平原村庄和城市近郊村庄;同时, 依据不同城市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城市规模和区域辐射力等, 将全国的城市划分为一线特大城市、二线大城市、三线中等城市和四线小城市。其次, 以乡村为基础和核心 (目标村) , 充分考虑与城市 (1小时车程内的目标城市) 的联系, 兼顾统筹与其他邻近村 (目标城市周围1小时车程内的其他村) 的关系 (图1) , 科学规划、因地制宜, 尊重农民意愿, 选择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模式 (表1) 。
图1 目标村与城市、其他邻近村的联系 下载原图
表1 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模式 下载原表
5.4 培养现代化的新型农民
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实现由巨大人口压力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是振兴农村的根本途径。当前, 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处于初中、小学阶段,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 农村中与现代文明相违背的现象还很普遍。因此, 要改变农村面貌必须从根本改变农村的教育问题, 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
5.4.1 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和管理
通过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软、硬件设施投入和改造力度, 全面提高农村中小学师资水平和办学条件, 不断缩小农村和城市间基础教育发展的鸿沟, 同时政府和教育机构要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监督和管理, 达到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农民整体素质的目标。
5.4.2 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加强思想教育, 培养农民勤勉、自强、团结和奉献的使命感;加强文化、专业技能教育和培训, 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5.4.3 制定科技人员下乡帮扶政策
充分发挥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作组织等农科新型载体的作用, 对每个村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 培训广大农民, 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服务, 引导农业供需关系, 以提高广大农民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5.4.4 全面普法教育, 保证农民权益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对农村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制定更为有效的法律法规, 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5.4.5 引导和鼓励农村组织建设
进一步加强农民组织建设, 健全农民组织发展的法律体系, 大力提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民的互助, 加强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律主体地位, 保障乡村振兴顺利进行。（作者：赵广帅 刘珉 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