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年至民国初年，一条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并向北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及欧亚大陆的商道，形成了以经营茶叶为特征的国际贸易通道，俗称“草原茶叶之路”或“张库商道”。这条商道形成很早，但由于张家口地处长城脚下，自古就是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汇的地带，古代民族迁徙和政权变更十分频繁，加上连绵的战争造成史料极其匮乏，对这条商道的了解局限于明代之后。然而，一次考古发现把张库商道的历史提前了400多年，并为张库商道最晚起源于辽代获得了历史的佐证，也因此成为学术科研课题。
1993年，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其墓主人名叫张匡正。在幽深的前墓室，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身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小童则身着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双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跳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盛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入其境。
这幅壁画立刻引起广大国内外学者关注，因为辽代的饮茶习俗不仅在这幅壁画中得到了完整保存，而且表现之详细实属罕见，它填补了古代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另外，在下八里辽金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则最具代表性。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中华茶文化历史资料宝库中令人关注的部分。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会集中地出现在远离茶叶产地的宣化辽代墓群呢?却很少出现在茶叶产地的南方和中原地区?缘由需要从当时生活在此地域的契丹族(辽)与宋朝的茶叶贸易谈起。
根据《资治通鉴》与《辽史》记载，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往来。吴越不仅是茶叶的主要产地还笃信佛教，它和契丹族具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因为契丹族同样信奉佛教而又需要茶叶，所以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从语言演变中也能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有巨大的交易数量，在文化方面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俄罗斯人很早以前曾经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则称作(Kitai)，这些观点已经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通辽、锡林格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绘有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代天文图。这些发现，均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往来，契丹人正是传播茶叶到欧亚和中东的使者。
吴越(公元978年)归入宋朝后，契丹人大多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到了宋辽时期，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后两族交善，中原和契丹结束了多年的战争纷争局面，开始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其中茶就占有很大比重。至此，茶贸、茶贡促使茶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又废茶榷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自由买卖了。“澶渊之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得到极大发展。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均在宋景德年间之后，它无疑佐证了“澶渊之盟”后社会稳定与繁荣的贸易史实。
历经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之后，南北的茶叶贸易之路再次被隔阻，继而磨难重重、烽烟四起。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角，长城外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长城内是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后经明朝的种种政策：“以茶驭蕃”、“以茶治边”，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等不平等交换事件等，促使双方战事不断、矛盾不断升级，扰边事件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设立茶马互市，北方茶叶贸易之路历经战乱的践踏终于重新开启。
追溯这条贸易之路的源头，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无疑是最好例证。张氏墓群以《备茶图》壁画形式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历史信息，无论在着装服饰，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用实物例证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和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塞外这片土地上所特有的，它从古至今一直延绵不绝，它不仅造就了张家口堡，也奠定了今天张家口文化的多元与璀璨。
据记载，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曾有晋商开办的茶庄、茶店一百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千人，其中，有以八大皇商为首的大户商铺，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山西静升王氏族谱及碑文中，可以看到清道光年间王氏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也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与张家口密不可分。而远在元代，王家仅一次就带五百山西人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张家口旧称)——从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湮没在了商海之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的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张家口从守边的武城演变成商城，靠的是行走在茫茫草原戈壁的老倌车与驼队，靠的是用双脚横穿欧亚大陆的民族精神。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草原茶叶之路”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古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她是传播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