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 我们既要实现城市发展“风景好”, 更要实现乡村发展“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脱贫工作, 并取得了重大成绩, 但一些极端贫困的地区仍是制约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短板。只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正视乡村存在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果才能真正惠及全部农业农村农民。
(一) 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激进解读思维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出台,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不遗余力地按照中央战略规划的蓝本制定了各自的乡村振兴规划。党中央提出深度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兴旺的发展思路是基于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 且具备这些地域优势的省份已通过生态休闲农业和乡村特色旅游业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改变乡村整体物理面貌、实现农民增收的预期目标, 均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囿于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对政策解读的视角不同, 绝大多数地方采取了招商引资和加大资金投入的办法来打造乡村生态休闲农业、乡村特色旅游业及相关产业链以发展乡村经济。生态休闲农业和乡村特色旅游业旨在用城镇人口的“乡愁”来带动农村产业链的发展, 但问题的关键是, 当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较低。据统计, 截至2018年, 我国大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3.37%[11], 也就是说, 靠不到44%的城镇人口的“乡愁”来解决56%的农村致富问题, 显然是不现实的。相对于就业机会充分的城市来说, 大多数农村精英仍会选择进城, 因此农村振兴战略重点应该聚焦那些无法进城、无法外出务工的农民及进城失败而返乡后仍有机会发展的农民身上。
(二) 乡村振兴主体参与度欠缺
改革开放后,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 农村有条件的剩余劳动力及季节性外出务工的农民逐年增加, 这既解决了城市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这样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农村发展缺乏有效主体力量参与的困境, 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农村空心化加剧, 农民老龄化现象严重。据统计, 截至2018年, 我国农业人口总数为56 401万人, 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 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 266万人, 本地农民工11 570万人。[11]换句话说, 有1/3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 在剩余的2/3农村人口中 (包含本地农民工) , 不考虑儿童及老、残、孤寡、病等农村人口, 真正能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并不占优势。一方面, 由于多数乡村振兴实践中主体缺位, 一些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供给出现错位需求的现象, 加之照顾老弱病残妇孺等客观因素, 导致乡村居民鲜有精力和时间参与乡村事务, 这样势必会造成农民既得利益的流失, 农民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体现。另一方面, 一些地方农村党支部构成人员老龄化现象严重, 囿于支部核心构成缺乏创新精神和对上级文件精神解读不到位, 文件的精神很难被有效传达给村民。这样就造成了农村主体参与度的下降, 而且农村发展乏力也使得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很难看到返乡发展的机遇, 于是, 这种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振兴的难度。
(三) 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功效受限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城市优先发展的背景下, 农村的缓慢发展不仅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也给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构成和组织内部成员构成没有达到优化。第一, 就组织本身的系统而言,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体数量有所下降。通过整理中共中央组织部从2010开始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 2010年我国建制村建立基层党组织为59.4万个, 2011年为59.1万个, 2012年为58.8万个, 2013年为58.3万个, 2014年为57.7万个, 2015年为57.2万个, 2016年为55.1万个, 2017年为54.1万个, 2017年比2010年下降了近5.3万个农村基层党组织。1农村基层党组织数量的下降, 是自然村减少和党中央对贫困农村实施扶贫开发异地搬迁及农村较大范围内整合的结果。由于整合前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性, 无形中对整合后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变, 进而影响整合后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第二, 就组织人员构成要素而言, 首先,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逐渐被打破, 广大农民在依靠土地增收低下和市场经济发展对比的刺激下, 一些头脑灵活且具备一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中青年农民, 以及农民党员自然会选择脱离土地、离开农村, 进城另谋出路, 只留下一些孤寡妇孺。其次, 农村外出读书的大学生就其本质来讲是农村发展的生力军, 具备良好的知识素养, 且优秀毕业生基本上是中共党员, 但碍于“生于斯, 长于斯”的农村日渐衰微, 大多会选择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市就业, 这样不仅不利于农村的持续健康发展, 也不利于农村基层党支部的结构优化。最后, 农村“两委”主要构成年龄呈现偏大化趋势, 一方面, “两委”成员自身科学文化知识存量较少, 年龄不占优势;另一方面, 他们也缺乏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 所以导致相当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了“三难”现象, 即“难选、难干、难管”, 甚至出现了一些农村党支部“领导班子不调整不行, 调整又没有合适人选”的两难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