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理方案研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从历史沿革看, 乡村治理遵循其自身的演绎规律, 始终保持内生型发展态势。随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 内生型发展模式并不能改善农村积贫积弱的现状, 为此政府以权力介入催生乡村外放型发展, 并在此进程中呈现出权力博弈、文化博弈、角色博弈、道路博弈以及重构生态治理的基本价值旨趣。乡村生态治理并非概念嵌入式的污染治理, 而是建构产业聚合、城乡互荣、阶层融入、和谐共生的综合性、全方位、多点面的乡村治理业态, 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治理目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为有效化解乡村治理困境, 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 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并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作出决策部署和方略指导。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派生、衔接与融合的过程中, 城市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场域, 并以社会资本占有优势打破了与农村关系的原始平衡。进入21世纪后, 工业化环境污染与城市化社会问题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恶性循环, 技术革新并没有改善现存困境, 机械团结型治理理念已经适用于当代社会治理, 有机型善治理念成为后工业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与城市相比, 乡村社会的生态优势开始显现, 并通过多维度博弈逐步重构乡村魅力, 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五位一体式共生型生态治理圈。
 

 

        一、乡村治理的演绎逻辑

 

        从历史沿革看, 乡村治理遵循其自身的演绎规律, 始终保持内生型发展态势。随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 内生型发展模式并不能改善农村积贫积弱的现状, 为此, 政府权力介入, 催生乡村外放型发展, 在此进程中呈现出多元性、差异化博弈及重构生态治理的基本价值旨趣。

 

        (一) 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化

 

        中国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 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耕文明贯穿于近2000年的封建社会之中, 并在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形成中央集权政体、维护传统社会稳定、延续中华文明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 机器大生产取代传统手工业, 城市文明崛起, 农耕文明受到冲击, 乡村正面临着一场解构危机。为化解该危机, 20世纪20年代, 以梁溯溟、晏阳初、杨开道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者致力于改变农村积贫积弱的历史现状, 主张通过提升技能水平促进农村发展。然而在政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 又缺乏经济基础作为有力支撑, 乡村建设运动并未改善农村积贫积弱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 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乡村改革运动者立足经济建设, 着力改变落后的农村生产发展现状。在促进乡村转型的过程中, 费孝通从文化视角分析落后动因, 提出“差序格局”等理论[1], 为延续乡村建设、推动农村社会重塑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 城市化浪潮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乡村社会, 乡村治理成为重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文明日渐成熟。城乡二元对立性、差距性不仅没有得到改变, 且趋势逐步扩大, 造成城市日益繁华, 农村日趋衰落、凋敝、贫困。与此同时, 政府在治理乡村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逐渐厘清乡村治理困境的表征和内涵, 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重构乡村形态提供了支持。

 

        (二) 乡村重构的发展博弈

 

        博弈论 (game theory) 研究的是各个理性决策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2]冯·诺依曼于1928年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 并与摩根斯坦恩合作出版《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将该理论系统引入主流经济学。[3]20世纪50年代, 博弈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Tucker提出“囚徒困境”, 纳什提出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概念, 奠定了现代博弈论学科体系的基础, 这个时期的博弈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静态博弈模型的研究。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是博弈论产生重要成果的阶段。泽尔腾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动态分析, 提出了“多步对策”“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和“颤抖均衡”的概念, 并发展了倒推归纳法等分析方法。[4]80年代以后, 博弈论开始走向成熟, 理论框架逐渐完整和清晰, 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深入。

 

        其间, 博弈论与社会学研究交叉进行。传统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冲突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为人们分析人类行为以及社会现象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而博弈论可以看作是对上述三种理论框架的整合。[5]博弈论对农村治理困境的分析与建构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 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治理主体博弈。部分文献基于农民产权问题, 研究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治理主体博弈, 如房屋拆迁补偿背后的利益博弈及立场选择[6]、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权界定与履行[7]、土地流转二维主体博弈[8]。 (2) 社会资本博弈。当前学界研究的主要是农村的经济与资源博弈, 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的博弈[9], 农村小额信贷信用风险控制的博弈[10]。 (3) 文化权能博弈。农民工的文化权能是博弈论分析的视角之一, 陈曦等人以博弈论为视角研究农民工的文化权力路径[11], 仵埂以作品《恨透铁》为例分析中国传统乡村的伦理观念与阶级意识[12]。 (4) 道路选择博弈。学界对农村发展的道路选择一直存在争论, 其建构的模型主要有传统型 (如农村传统的保护与延承) 、现代型 (如农村发展的方向是现代化, 并形成与城市比肩的公共服务水平) 、传统与现代融合型 (其代表人物为费孝通, 他在《江村经济》与《小城镇大问题》中均提到乡村发展需要走城乡融合的小城镇化道路) 三种。本文提出的生态治理正是对城乡融合治理的道路探寻。

 

        (三) 生态治理的逻辑生成

 

        乡村治理既是应对城市化冲击、化解乡村社会风险、保卫乡村传统的政治战略, 也是重构乡村形态、促进乡村转型、实现乡村振兴的行动举措。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将生态学 (ecology) 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 (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 相互关系的科学。学界关于农村生态治理问题主要立足于环境治理, 如河道生态治理[13]、水污染治理[14]、生态文明治理[15]等。宁华宗认为, 生态治理是治理主体之间及治理主体与治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16]生态治理的核心理念在于互构和共生性。生态治理并不以环境治理为囹圄, 而是在多维关系的博弈下实现城乡融合、和谐共生, 促进整个农村生态系统 (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 的共生循环。

 

        二、乡村治理的博弈过程

 

        资源均衡是博弈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 治理场域的均衡性一旦被打破, 则会走向分化与对立, 而该理论与乡村场域治理的基本逻辑相契合。当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乡村治理嵌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博弈体系之中, 并以权力干预、文化表征、政治参与和行动自觉的方式演绎乡村治理异化的多元特质。

 

        (一) 权力博弈:政权介入与族权抗争的治理推动

 

        乡村社会虽以情感维系其存在和运行, 但真正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则是权力介入的合法性。只有实现权力合法, 才能诠释行动正义, 进而推动治理有效。合法性既是治理主体的情感呈现, 也是治理客体的权力表达, 事实上, 权力博弈是社会治理格局中最本质的特征, 因此也成为乡村治理介入客体之间博弈的核心。社会演进中, 政治权能介入与宗法族权抗争的权力在乡村治理空间中的博弈从未断隔, 即使进入城市化阶段, 宗法族权仍以某种形态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权力取代与权力抗争是历史演化推进的必然结果, 但权力形成的前提则是建构主体理性。换而言之, 无论是代际传递的族权还是国家赋能的政权, 其权力在乡村得以运行并以此为规训的前提是村民理性思维的建构。长期以来, 以血缘宗亲为内核而塑构的族权一直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演进的主要力量, 其通过对以自然力量为表征的天、地、物和以社会力量为表征的神、仙、灵以及以人自我力量为表征的英雄人物等偶像崇拜渗透宗族权力, 并以祭祀、庆典、祷告等仪式化活动固化集体的情感皈依、强化权力认同。而在社会变革中, 伴随着治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理性思维的建构, 社会对传统权威提出挑战, 以宗法制为认知约束的宗族权力和以契约制为法理约束的世俗权力在乡村治理场域中产生博弈。个人理性认识的觉醒必然带来集体行动理性的回归, 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理性的趋同, 最终内化为价值理性准则, 以此构成权力渗透到权力介入进而迁变为权力参与的基本逻辑过程。由此可见, 政权下沉与族权抗争的治理博弈随着人们理性思维的建构并内化为价值准则, 最终使这些权力退出乡村治理场域, 取而代之的是增能赋权整合后的民主自治。

 

        (二) 文化博弈:城市文明与农村文化的治理聚合

 

        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 从历史到当代乃至未来, 某种意义上而言, 城市与农村之间集中表现为文化博弈, 这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替代与选择。然而, 二者虽然对立博弈, 但一方始终难以替代另一方, 文化的多样性与稳定性恰好能解构这种博弈与融合的二元悖理。城市文明与农村文化具有多样性, 能够吸纳和包容对象的文化特质, 并表现为所谓的文化移植现象, 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三维立体化的文化共融与移植, 互相映射对象的文化符号。其次, 城市文明与农村文化之间又表现为稳定性, 即单元或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抗争。城市文明与农村文化的对立正是在双方的稳定性、排他性中积聚表现为文化对立与抗争。与其说当前社会形态展现的是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 不如说是一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博弈战。城市建设更加突出时代性、创新性的文化内涵, 并以科层化管理和契约化制度刚性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乡村治理则以保守性、传统性作为文化坚守, 村民的行为和规范皆建立在特定地域文化所塑造的认同之上, 其内核即是血缘维系中的“差序格局”和宗法嵌入下的“卡利斯玛”, 并以感化和宗教式的道德民约来规训村民的心理和行为。虽然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冲突由来已久并继续延承, 但基于个人的社会化活动, 伴随文化交流、文化移植及文化异化, 最终以文化认同形成聚合之力, 进而建构起城乡共融体系的道义应然。

 

        (三) 角色博弈:基层民主与村民自治的治理协调

 

        多元化主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的是参与者而非主导者角色, 而由于所扮演的角色决定其在乡村乃至整个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价值和影响力, 因此, 各主体之间角色获取的博弈已突破理性抗争而表现为感性斗争。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中, 政府与村民成为治理主体, 而政府参与和村民自治二者功能错位、角色交叉。作为参与式治理角色的政府却承担了塑造乡村社会内生动力、建构乡村社会基本形态、维护乡村社会治理有序等主导功能, 并以政策演进、权力渗透和队伍建设保障乡村治理格局在整个社会发展格局中的动态平衡。于此, 村民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却难以承担起重构乡村治理生态的责任, 且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放弃了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从而让位于政府, 借助并依赖政府行政权力干预农村社会发展、维护乡村生态格局。由此可见, 先天主导的村民能力弱化与积极参与的政府权力强化造成二者地位上的不平等, 并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形成角色扮演的错配。当前, 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乡村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 以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为显著特征的乡村社会形态亦发生变化, 政治权利嵌入式民主逐渐被剥离, 村民自治的良性治理生态蔚然成风。当然, 基层民主与村民自治的权能博弈仍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但村民自治显然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而要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也需要政府的政治干预以及对乡村社会治理形态进行进一步优化和调适。

 

        (四) 道路博弈:村庄衰落与乡村重构的治理选择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其说是对乡村社会治理构成威胁, 不如说是对农村社会的延续提出了挑战性的命题, 以至于乡村社会展开一场存与续的道路争议, 而事实上, 这场道路争议的本质是村庄衰落还是重构的博弈之论。近几年来, 城市建设水平和综合服务体系不断升级, 吸引了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 而随着该群体经济能力的提升, 加之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差异的制度性障碍的破除, 农村精英群体多数选择在城市定居。大批农村人口流进城市定居和务工, 造成其原生活场域的变迁, 出现诸如“空心村”、留守群体等村庄衰落现象。事实上, 乡村社会并非固化而缺乏动力和活力, 其在顺应自然规律及社会规律的演化中仍具有自身延展性。散点式村庄在历经萧条之后便是整合, 从自然村合并升级到行政村既是城市化乡村衰落困境的化解之策, 亦是完成乡村重构、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无论村庄自然化消退抑或是社会化重构均不能破除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因此, 衰落或重构的道路博弈也并没有触及乡村社会理想的治理模式选择, 而正是以血缘、业缘、地缘内聚的社会人的乡土情结维系了乡村社会的单元化存在。也正基于此, 乡村社会的道路博弈的显性呈现为村庄衰落或是村庄重构, 但其隐性呈现则是人们对乡土情结的淡化还是固化的精神选择。

 

        三、乡村生态治理的逻辑应然

 

        乡村治理遵循了从博弈到重构再到共生的基本逻辑演化, 而生态治理正是共生演绎的基本形态。事实上, 生态治理并不是对“生态生活抑或生态生存”的治理, 而是对整体性的人之生命生态精神及人化世界的改造与更新, 生态治理所涉及的生态精神是一个内含着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形态的统一概念。[17]生活与生存的物质形式并不能取代一直被视作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状态的生态与文明, 而共生演绎所表征的生态治理正重构着以精神、价值为内核的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所建构的二元分隔模式和博弈对立在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中将被破解, 并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有机融合的质化形态。可见, 乡村生态治理并非概念嵌入式的污染治理, 而是建构产业聚合、城乡互荣、阶层融入、和谐共生的综合性、全方位、多点面的乡村治理业态, 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治理目标。

 

        第一, 因地制宜实现产业振兴。打破利益博弈桎梏需要因地制宜实现产业振兴。利益博弈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科技工具创新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桎梏之中。一方面科技创新带来乡村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另一方面, 推进生态治理需要科技创新, 生态治理与科技之间的博弈, 需要由工具理性转化为治理理性, 生态治理需要超越科技理性, 转化为社会理性。[18]乡村治理生态化需要始终强化产业振兴为经济驱动的基本态势, 但又区别于传统发展模式, 以工具理性实现污染防御、治理和监管, 以社会理性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治理有效的目标。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社会理性均以人的理性化为基本设置条件, 而正是人的理性的建构将乡村善治理念植入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中, 并契合生态治理的基本模式。工具理性、公民理性和社会理性共同助推乡村治理生态圈的稳定发展, 于此, 恶性利益竞争与博弈所带来的产业滞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将得到逐步解决。农业现代化下技术革新与升级的生产型方式不仅能化解乡镇工业化污染困境、提振乡村经济发展动力, 还将有助于促进乡村从业人员的结构性调整, 以职业农民为代表的新型工作者将成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操作主体。同时, 生态宜居成为村民生活型成本要素, 保护乡村人文生态环境、维护基本生活场域既是对村民的情感补偿, 也是对宜居环境的生态补偿, 通过双重补偿机制进一步填补生态治理空白区, 且形成以文化植入的方式构筑乡村记忆, 对“漂泊型”或“漂革型”参与者以情感回归带动行动回归, 进而推动治理回归, 真正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

 

        第二, 共享发展推进城乡融合。破除城乡博弈悖论需要共享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建立共享发展模式是乡村治理生态圈的有效方式, 也是城乡融合的理性选择。城市化一定意义上成为乡村异化甚至变革的诱因, 加快了村庄空心、乡村萧条的村落整合步伐。但同时, 基于城市化带来的部分社会问题仍要置于乡村治理空间来弥合, 此外, 逆城市化的必然性亦决定了乡村社会空间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可见, 存留乡村场域、保留乡村记忆是城乡融合的道路必然和理性回归。故而, 解决“三农”问题、激发乡村多维优势, 才能进一步保持城乡融合的地位对等性, 维持乡村治理生态圈的动态平衡。城乡综合发展水平难以与城市相比肩, 在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中要促进基本资源的合理分配, 尤其是保障公共资源分配与服务均等化, 保持乡村治理生态圈的安全。此外, 政策支持并非建构城乡融合的理想模式, 借助城市资源供给的根本目的还是培育驱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并在融合过程中建立乡村社会功能补偿机制, 培育、健全、壮大生态治理的纵深功能, 保持乡村治理生态圈的稳定。与此同时, 城乡融合是“过程”与“事件”的逻辑演化, 在共享发展的基本框架下, 乡村通过模式借鉴、资源承接、政策推进、主体实施逐步完成演化, 但并不能改变城市化浪潮中乡镇发展的劣势所在。实现融合仍需要保持城乡区域协调性发展, 维护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良好态势, 合理补充城市治理能力的不足, 进一步促进乡村生态圈的成长。总而言之, 建立城乡综合性共享机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必要条件, 并在此基础上培育乡村发展的优势和动能, 实现乡村治理生态圈的平衡、安全、协调、成长。

 

        第三, 人口流动增强阶层融入。逃离资源博弈囹圄需要通过人口流动来增强阶层融入。相对于共享型的城乡融合, 阶层性融入困境具有特质化, 已非仅靠城乡融合便能化解。当前城市化浪潮催生的乡村异化的表现多样, 其中最为根本性的变化便是人口流动。换而言之, 村治转轨、村庄衰落、留守群体等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治理精英的流失, 进而推至于整个社会表征为资源博弈中的阶层分化。而资源涉及的是参与者自身的方方面面, 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 既包含个人能力、水平、素质, 也包括以参与者为中心形成的血缘、业缘、地缘关系等, 正是此种复杂的资源占有、资源博弈演化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和权能基础上的阶层分化。虽然阶层分化与阶级分化 (对立) 有着本质区别, 后者突出以政治对立为根本表现, 但二者都会对乡村社会治理生态化产生消极影响, 其中关键之处便是农村精英流失、乡贤离乡、能人离业的问题。于此, 将使得“橄榄型”乡村阶层结构愈加明显, 阶层固化趋势愈加严重, 并将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推进乡村治理生态化、遏制“橄榄型”阶层分化趋势需要增强阶层之间的有效融入, 打破阶层固化的藩篱。基于此, 一方面仍然要鼓励农民精英、乡贤等群体参与社会资源的博弈之中, 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 为其实现阶层流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则要逐步改善资源型博弈带来的人口流动, 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引导社会能人参与乡村治理, 从横向和纵向拓宽阶层流动渠道, 并推动具有资源优势的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代际化传承中。事实上, 资源博弈与资源获取二者相互联系并日趋紧密,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更要补齐乡村治理短板, 如若无法实现社会精英的治理参与和资源支持, 乡村治理生态化将难有突破。

 

        第四, 完善机制谋求和谐共生。化解价值博弈危机需要完善机制谋求和谐共生。实现乡村生态治理的根本价值导向是打造命运共同体, 建构相依共存的生态共生机制。事实上, 呼唤生态治理已成为社会最具公共性价值的文化理想。生态治理的文化价值逻辑就是在多元共生的现代化秩序中, 寻求生态文明建构的合理性实践路径, 治理的文化价值所诉求的是多元优位之选择的制度性证成, 治理能力的核心价值是在追寻“发展与安全”的优化安排中实现社会公正秩序的时代创新。[19]乡村生态治理以特质文化为内核, 文化属性以乡村保留原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展示其魅力, 是实现乡村治理生态的核心之所在。而当前乡村面临着文化特色被消解的困境, 城市文化向乡村移植, 逐步影响到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保护。文化多元性正冲击着传统乡村治理理念, 文化特色正被文化同化所取代, 其实质则是价值虚无主义的盛行破坏着乡村传统良性治理生态。由此, 破除文化同化与价值虚无、营造乡村清朗治理生态便需要完善乃至重构机制, 进而重塑核心价值旨趣。党中央在多年的一号文件中均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其成为制定党对农村工作基本路线的问题导向, 体现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和价值旨趣。围绕乡村治理改革, 党中央制定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针对乡村发展的重大战略, 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谋篇布局, 体现回应社会期待、促进社会建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此外, 以组织部门为统筹培育、选拔、任用、考核的“三农”工作队伍对促进农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社会治理精英个人价值的彰显。以上涉及农村政策而趋于完善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体现了国家治理价值观、社会公众价值观和参与治理者个人价值观三者的统一。

 

        四、乡村生态治理的未来展望

 

        事实上, 生态问题主要产生于20世纪工业革命后期, 其以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而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关注。污染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单方面的科技革命以及工业技术应用带来的环境破坏, 其还涉及社会治理理念滞后、治理意识缺乏等原因。因此, 生态治理并非单向度的以技术革新为指向, 而是要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改进乃至变革。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 乡村治理格局的异变亦产生于城市化浪潮之中。一方面, 工业污染由城市集中转向村镇承接;另一方面, 后工业化社会逐渐形成, 生存性的利益攫取向生活性价值理念实现本体性回归。化解乡村生存危机急需转变治理理念, 现代化的生态治理是乡村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由此, 生态文明理念将深植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之中, 以应对后工业化社会的机械团结而重构乡村治理有机整体, 并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首要目标, 实现党风带动政风, 最终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优化,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元共治、协同治理、相互嵌入的模式, 建构起生生不息、命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 逐步完善良性运行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乡村治理生态圈。（作者：许君 汪兴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