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振兴战略:切入点、压舱石与推进地——从当前农村变与不变论起
经过调研, 我们认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在于树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压舱石”在于产业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地”在于建设小镇。振兴乡村的核心人物是乡村企业家。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 企业家精神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同时, 也应注重农村人的成长和素质提高。要铸就乡村振兴的“压舱石”, 就要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要培育发展新型的农业产业经营主体, 要建立线上线下为农业服务的产业体系等。打造小镇, 要特色小镇与综合小镇建设并举, 充分发挥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功能。建议建立科学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 鼓励农村人口能够到城镇置业、就业, 也激励企业家能够到农村置业、创业;变资源为资产, 逐步推行城乡资源、资产共享;城乡融合, 着力构建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城乡互动, 以城镇为主导, 改善农村的环保状况, 提高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长期以来, 我们注重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 我们结合“精准扶贫”提出了《以县级区域为基础, 以广大农村为前沿阵地, 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调研报告。近年来, 对农村的关注“不忘初心”, 持续对我国东、中、西部农村进行调研, 得到的新的认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在于树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压舱石”在于产业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地”在于建设小镇。得出这样的认知, 要看到近年来农村的变与不变。
一、近年农村的变与不变
中国在历史上是个农业大国, 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 而今, “三农”问题关系着现代化的进程。多少年来, 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和农民的生活。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要“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八大更明确提出“美丽中国”这一概念, 而美丽乡村建设则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些年来,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关媒体的报道是, 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情况发生了重大积极变化: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 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农村建设成绩斐然, 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报道, 这样的概括是通过普查的结果得出的, 自然有其成立的依据。
在这里, 主要根据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 结合我们深入农村调查了解的现实情况, 综合反映农村存在的短板, 深入分析城乡存在的差距。
多少年来农村的确有很大的变化:农村的道路修通了, 新修的住房增多了, 农民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农民的收入增多了, 生活的质量提高了;农村老人参加了医保, 农村儿童得到了就学;大部分农村用于饮水、照明、煮饭的水、电、气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必须看到：
1.农村人口往城里流, 乐意居住在城里 (包括集镇) 的状况没有改变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和调查, 在西部的山区、丘陵地区如此, 东部的平原地区亦是如此。《21世纪经济报》报道, 据一个出生在陕北农村而现在在县城任职的干部考察, 城乡人口分布的比例是:生活在城里的占80%, 生活在农村的占20%。现在村子里居住的人, 70%是70岁以上的老人, 20%是60岁以上到70岁的老人, 5%是50岁以上到60岁的中年人, 5%是50岁以下的中年人。根据我们的调查, 地处上海东南角、毗邻浦东国际机场、仍然属于农业区的上海奉贤区四团镇大桥村的状况也大致如此 (见表1) 。
表1 上海四团镇大桥村人口流动状况
注:截至2018年5月统计数据
调研的情况表明, 69%的人口不住在村里, 住在村里的主要是老人和少年儿童。80%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 (1) 土地无人耕种; (2) 即使有人耕种, 也是粗种薄收; (3) 青壮年 (40岁以下) 不愿种地, 也不会种地, 连农具也不认识, 更不会用; (4) 农村缺乏劳动力, 农家的“红白”喜事找不到人, 如要请人, 则工钱昂贵, 入不敷出。
2.农村新修的房大部分没人住的状况没有改变
现在的农村, 农民修的新房不少, 截至2015年年底, 全国村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3.37平方米。外表形象美观, 而多数内装简陋。更重要的是, 绝大部分农民新修的房屋, 没有人住或很少有人住。除节假日在城市打工的人回来住几天外, 几乎都关门闭户。目前关于全国闲置宅基地的统计并没有官方数据, 基本上都是学者在自己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性判断。现在的状况是: (1) 户均宅基地普遍超标。所调查的湖南省三个样本区宅基地总面积为528亩, 户均宅基地面积为0.65亩, 超出政府规定标准。 (2) 宅基地布局凌乱, 相当大的一部分未拿到产权证, 但农民认为宅基地为我所有。所调查的湖南省三个样本区中, 农民所建房屋大多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建筑, 农民自己选址, 自筹自建自维护。近年来这些建筑周围大都修建了围墙, 将原来建的房屋和宅基地围上, 视为自己所有。但1/3的农户未拿到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 其原因有:超标、户籍变动、人口增减、已经转出等。大量学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村庄闲置和荒废的宅基地占村庄宅基地总量的20%左右。据对四川省仁寿、安岳、武胜等县农村空心化情况的调查, 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 常住人口大量减少, 造成了农村房屋使用效率不高, 土地资源浪费较为严重。不少村庄, 小洋房随处可见, 非春节时80%以上门户紧闭无人居住, 住房及耕地资源严重浪费, 空心村、空心院落随处可见。根据对10个村调查结果统计 (见表2) , 村庄宅基地总数4263宗, 其中空置宅基地总数907宗, 低效使用宅基地总数1730宗, 高效使用宅基地总数1626宗, 宅基地空置低效使用率约61.86%。村容村貌不整, 一些村庄从临近公路附近看新房林立, 但进入村庄则坑洼泥泞路、毁损废弃渠堰、破旧倒斜危房随处可见。包括村庄空闲地、打谷场、坑塘在内的村庄低效使用土地达到2569亩, 占村庄总面积近10%。
对此, 我们能够说, 不仅城市房屋过剩, 必须去库存, 而且农村房屋也过剩, 需要去库存。而怎样去库存则大有学问。
注:空置宅基地是指地上建筑物损毁、失去居住功能或具有居住功能但长期无人居住的宅基地;低效使用宅基地是指年居住时间少于3个月或居住人数长期少于3人的宅基地;高效使用宅基地是指常年有人居住, 且居住人口大于或等于3人
3.农业生产难形成产业链, 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状况没有改变
近年来, 农村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绿色农业”等业态,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田园综合体、推动农业现代化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但是, 毋庸讳言, 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从总体上说还是没有形成产业链。据我们调查, 没有形成产业链的重要原因如下:
(1) 缺乏质量兴农的推动力。质量兴农必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而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必须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将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深加工需要农业工业化。农业工业化需要工业企业来推动, 在农村办工业企业。在农村办工业企业, 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为了保护耕地, 工业用地受限。按现阶段政府的政策, 工业用地不仅要纳入规划, 符合标准, 而且要通过“招、拍、挂”过程。也就是说工业用地的供给, 必须通过审批、拍卖、整理、加工等过程。经过这样的过程, 不仅成本增加, 效率降低, 效益锐减, 而且时间推长, 麻烦增多, 问题层出不穷。所以一般的企业家不乐意去干这样的事, 按他们的说法是“费力不讨好”。
(2) 农业科技难以落地, 人的智慧难以发挥。其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农业科技成果没有市场化, 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而没有市场化、没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原因之一是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谁所有不明确或欠明确 (因为是团队研究, 集体的创造) 。二是成果效能仍处于试验阶段, 不确定的因素存在, 风险的因素存在, 一旦失误, 谁来担当?谁来承担损失?三是主要研究人员满足现状, 已完成科研任务, 已得到科研经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要求。应当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度;应当建立健全对科研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激励制度;应当构建服务体系, 打通成果转化通道, 通过成果应用创造财富, 体现科技成果价值。
由于农业生产从总体上没有形成产业链, 对农产品没有形成深加工, 所以长期以来, 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仍未改变。这集中反映在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与收益对比中。据我们调查,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大桥村常住村民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为小麦和水稻, 一年一熟。按照成本收益测算, 每亩地投入的种子、化肥、农药、水电费、水资源使用费、收割及耕种人工成本等全成本投入大致为950元/亩/季, 按照一年两季及正常丰收年景下, 每亩水稻田稻米产量为600~700公斤, 小麦产量为350~400公斤, 按照2017年水稻1.35元/市斤的收购价格, 每亩水稻收入约1700元, 小麦收购价格按1.2元/市斤测算, 每亩小麦收入约960元, 两季所有产出合计2660元, 成本投入约1900元, 每年每亩收益大约760元。每亩收益占产出的大约28.57%, 相当于毛利率, 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毛利率不低, 但这样的计算, 只包括了物化劳动的投入, 而没有包括活化劳动的投入。如果把农民种植过程中自身投入的管理和劳务成本, 即活劳动的投入包括进来, 则其纯利率微乎其微。如农民将自己口粮留下, 余粮出售, 实际农户种植的每亩收益约300~400元/亩/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农业生产成本上升,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较收益差距拉大。据四川省的调查:尽管国家有粮食收购保护价, 但随着农资、农机作业、排灌、土地租金、劳动力等投入成本的攀升, 农业生产成本的增速快于农产品产量和价格的增速。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每亩地的纯收入差距4至10倍。这种状况表明: (1)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粮, 赚不到钱; (2) 自身付出的活劳动得不到回报; (3) 农民都热衷于种经济作物, 而不乐意种粮食; (4) 相当多的农民也靠买粮过日子, 增大了粮食供给的市场压力。
自身劳动都得不到回报的职业, 怎么能成为终身的、光荣的职业?
4.收入水平的差距没有改变
这些年, 随着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村收入持续增加。据报道, 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2万元, 2017年又增长7.4%,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突破1.3万元。近年来在精准扶贫的推动下, 截至2017年年底, 我国又有5564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使生产率由10.2%下降到4.5%) 。
从道理上说,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他们之间的差距能够缩小。然而, 问题在于“可支配收入”这个概念!考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通常是我国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统计部门城调队和农调队确定的调查对象, 通过“家计调查”匡算出来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在一年中家庭人均的支付能力。在城镇, 每个家庭的支付能力来自各种货币收入;在农村, 每个家庭的支付能力除来自各种货币收入外, 还来自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纯收入”。货币收入是现实的、确定的, “纯收入”是将要获得的、不确定的。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比较, 存在着不确定性。此外, 城乡居民收入比较, 还有怎样“归类”的问题。可将城乡居民依照不同的标准分作高、中、低三类, 在城乡收入比较中, 怎么安排?是对位选择 (即高对高、中对中、低对低) , 还是错位选择, 其差距不一样, 意义也不一样。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城市所谓的打工收入, 且比较稳定, 有增大的趋势, 而来自农村的种植养殖收入部分逐渐缩小, 且有减少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 绝对肯定农民收入的增加就是农村经济的繁荣、农业产业的发展, 这会使人产生疑问, 是悖理的。
有关人士在世界达沃斯论坛上说,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数以亿计的“中等收入阶层”, 如果要考察城乡收入差别, 则应考察有多少“中等收入阶层”在农村, 多少“中等收入阶层”在城市。
有资料说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平均数增长了9%, 而中位数只增长了7.3%。这表明:在2017年, 前50%的中国人收入增长比后50%的中国人收入增长更快。农村居民应当是后50%的中国人。现阶段,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收入差距拉大, 这应当主要反映在城市, 而不是在农村。
农村的状况哪些改变了, 哪些正在变, 哪些没有变, 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必须进一步调查研究。限于我们的认知水平和调研的时间、空间, 仅指出以上四点, 旨在表明: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任重道远。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树人
2018年3月份, 我们去成都市大邑县的幸福公社进行实地调研, 一个月后, 我们去往浙江省杭州市调研, 以梦想小镇、基金小镇和云栖小镇这三个小镇为重点调研对象。在调研过程中, 我们最大的感触便是人才的稀缺性和重要性。幸福公社创办幸福讲堂、培养创业人才, 梦想小镇进行企业孵化、鼓励科技创新, 基金小镇集聚资本、进行财富管理, 云栖小镇打造云生态、推动大数据科技。这些都印证了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科技, 而科技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根本在于创新发展, 而创新发展需要人才。物质资源会越用越少, 而人才资源却会越用越多。应该说, 发展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才的充分利用, 这是实现经济发展最大的优势和红利。
近几年来, 投身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越来越多。据农业农村部调查, 目前全国返乡下乡的“双创”人员已有700多万人, 其中80%以上搞的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实现了传统农业发展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融合。在这里, 我们要强调指出:仅仅靠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不够的, 必须引进振兴乡村的企业家, 特别是具有爱心的民营企业家。在乡村, 人才的聚集效应正逐步形成, 他们既是打头阵的乡土专家, 更是振兴乡村的核心人物——乡村企业家。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 企业家精神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2]。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 企业家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弄潮儿, 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回馈社会是他们最为可贵的精神特质。当前, 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 对振兴乡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正在召唤广大企业家振奋精神、放开手脚, 再闯出一片新天地。
振兴农村的企业家除应具有一般企业家的精神之外, 一般还应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有莫大的情怀, 愿意为造福一方奉献;二是有广阔的眼光, 紧跟国家的战略部署;三是有长远的打算, 不急功近利。
据我们调查, 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 都出现了具有这样特征的企业家。在江苏省南通市有个新开发的白鹭湖庄园, 这个庄园占地600亩, 是民营企业家曹某利用自身积累开发的, 在开发时发掘当地宗教文明和传统优势, 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当地农民就业, 增加他们的收入。尽管现阶段不能赚钱, 但发展的势头良好。
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有个桃花坞生态观光养生基地。这个基地是民营企业家邹某开发的。第一期占地400亩, 除80亩为征地外, 其余以租用地模式运用, 现阶段每亩租金500元。除新建住房供给当地农民聚居外, 还为农民种植养殖业创造条件, 也吸纳他们就地打工。
农村需要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不能替代的。已有的事实都表明:这样的人才必须是自己有相当的货币资本积累;必须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必须懂得与从事事业相应的科学技术;必须有社会活动的资源, 其中包括人际关系资源;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颗创新立业、勇往直前、热爱社会、回报社会的爱心。仅仅靠农民工返乡、高校毕业生创业是有局限性的。要动员全社会各行业、各单位有志者“下海”投入, 其中包括已有成就的企业家、科技人员和有经历的管理者 (包括公务员) 。中国人多, 人才辈出, 只要环境宽松, 政府措施合理适当, 不愁引进不到人才。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压舱石:产业振兴
压舱石也是稳定器, 稳定必须打基础,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 所以狭义地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但从广义来说,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是应当坚持以农民为主体, 坚持农业优先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实现这“三个坚持”。这“三个坚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压舱石即稳定器的功能。否则, 乡村振兴战略就缺乏压舱石即稳定器。
在我国, 农村现阶段要铸就这样的“压舱石”不容易。主要原因是: (1) 农村的土地资源有限。我国农户户均农地规模为0.5公顷, 相当于欧盟的1/40, 美国的1/400。我国只能以较少的土地资源消耗, 支撑更好更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2) 农村的生活、工作、生存条件不如城市。 (3) 农业产业有其特点: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大, 农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民以食为天”, 粮食安全是比能源安全和货币安全更为重要的安全) 。 (4) 农业发展既要市场调节, 也要政府推动。 (5) 农民收入水平低, 社会对他们的评价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地位。基于以上状况, 要使农村的产业振兴, 绝不是“加大投资、提高效率、增大效益”这样一般的举措能够实现的。
经过我们的调研, 要铸就乡村振兴的“压舱石”, 其理性认知和实践措施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 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农村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力和技术。土地要素怎样配置, 权威文件中确立为“三权分置” (即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分置) 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这样的制度安排, 具有“稳定器”的功能, 但必须看到它的局限。
从理论上说, 所有权的意义在于处置权, 承包权的意义在于回报权, 经营权的意义在于使用权。将“三权分置”, 也就是有权处置土地归谁所有的人, 与有权将土地承包给别人取得回报的人, 与有权取得土地使用权从事生产经营的人, 是三个独立的主体, 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这样分置的意义何在呢?按文件的初衷, “三权分置”的重点是放活经营权, 核心要义是明晰赋予经营权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能, 问题是这样的“权能”能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有序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吗?要知道, 三个独立的主体, 都有各自的“权、责、利”, 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交叉制约, 如果独立主体的“权、责、利”是不确定的和不明确的, 则他们之间就难以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甚至没有制约关系。换句话说, 在一定条件下, 人可以分开, “权、责、利”分不开。
现在的情况是:土地的处置权实际上取决于政府, 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主要取决于个人;政府对土地的处置有积极性, 但有法规的约束, 个人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 虽有法规的约束且较宽, 但没有多高的积极性。主要原因是:广大农民对土地集体所有权利观念淡薄;个别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缺少回报, 又要承担风险。进一步分析,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以村为单位, 而村作为区域, 其人口是变动的, 于是便产生了“有土地的农民”和“无土地的农民”。这样,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具体不到每一个人。再说, 谁是集体所有的法定代表人, 也是不确定的, 且当事人常有变动。照理, 土地的使用权属于承包人, 承包人应当直接生产经营, 但承包以后, 由于转包等因素存在, 生产经营权最终落实到谁不确定。生产经营权不确定导致承包人的权、责、利缺乏法律保障和不对称。这种情况使当代农村土地难以按现代化的目标流转。
据调查,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是:平原地区、交通便利的地区和城市郊区流转面积较大, 大约占50%以上;丘陵地区次之;山区则难以流转。流转的形式有农户之间出租转让、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 但以农户之间出租转让为主。这种状况表明:农村的土地流转, 绝大部分是小规模、细碎化的 (规模偏小、地块偏多) , 主要靠人力的承包经营, 而没有实现土地流转的初衷, 未能实现规模经营, 与现代化的农业相距甚远。此外, 在承包经营中还会产生“涸泽而渔”、掠夺资源和破坏环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三权分置”不仅起不到正面效应, 反而会产生负面效应。所以, 我们认为“三权”既可“分置”, 也可设计“两权分离”, 如建立“股份制”。
农村的农业劳动力, 是那些懂耕种、掌握技术的农民。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局面未改变的状况下, 真正的农民有减少的趋势, 而呆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在城里生活成本很高又回不去 (因为不懂得耕种技术, 也不愿意去耕种) 。在这种条件下, 农村劳动力怎么配置?有人主张, 一些地区的可耕地没有种, 让另外地区的人来种。本地人不种, 让外地人来种, 这可是理想化的。据调研, 现实的状况是:外地人不乐意到其他地方种地, 而愿意打工。有的地区宁愿土地荒芜, 也不乐意向外地人出租, 因为在实践中他们切身感觉到, 外地人来耕种往往具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既破坏了土地, 又污染了环境。所以, 优化农村劳动力的配置, 不仅要培育、传承, 而且要使农业劳动具有吸引力。
至于农业技术的优化配置, 正如上述, 必须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除使人的聪明智慧落地外, 还要推动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推动农业科技发展的主体, 应当是直接从事农业产业的企业和那些有抱负的农业企业家。
(二) 培育发展新型的农业产业经营主体
农业是个风险产业, 要实现规模经营, 向现代化农业迈进, 还必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建立相应的配套组织。现在新型的农业产业经营主体, 有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农头企业, 它们有一定的发展, 但发展的数量有限, 覆盖面不广, 一般集中于条件好的平原地区和交通便利的地区, 而广大的丘陵地区和山区, 新型农业产业经营主体少见。
关于如何建立新型农业产业经营主体, 经过调研, 我们倾向于“由政府主导组建农业产业股份制综合企业”。这样的企业:一是农民的土地和人一并入股, 也就是农户把拥有承包权的土地量化入股, 而农民个人的入股份额以“农业工龄”计, 即“农龄股”。在我们的调研中, 一些地区对“农龄股”的确立和计算, 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和合理的计算方法, 让村里的人们认同, 每年派息分红, 增加了农民收入,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综合经营。除经营种植业和养殖业外, 还应围绕农产品深加工, 提升农产品的品牌和科技含量, 同时也发展相应的、配套的新业务。三是按股份企业建设和管理, 除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外, 在人事上由任命制逐步过渡到选举制, 这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乡村治理。
(三) 建立线上线下的为农业服务的产业体系
当代农业产业的振兴, 必须建立线上线下的服务体系。这样的服务体系为农业产业经营者提供展业方案、农技指导、农资代购、农产品销售、农事提醒等全面服务, 让农村创业者有条件在“家门口”轻松创业、体面创业, 这不仅能降低展业的成本, 增加农民的收入, 而且能提高农民作为一个创造者的社会地位。
(四) 依据差异的资源, 打造不同的模式
据媒体报道,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 各地砥砺奋进, 打造了不同的模式, 诸如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等。不同的模式, 都是依据当地拥有的资源等情况因人成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态施策。这样做自然是必要的, 因为所处的地区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传承的文化不同。
(五) 乡村振兴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
要知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不是权宜措施, 而是长远之计;决不是只让少数人富起来, 而是要共同富裕;决不只是经济效益, 而是要维护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国家粮食安全 (比如城乡协调发展、中华民族振兴) 。这就是说, 乡村振兴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 它关系着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而产业振兴是基础, 必须夯实基础。
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地:打造小镇
(一) 特色小镇与综合小镇建设并举
在国外, 小城镇的形成始于20世纪50年代, 发端于英美等工业发达国家。工业开始集中在大城市, 给大城市带来了弊端。随着“大城市病”逐步显现, 使得英国出现了“新城运动”, 美国出现了“逆城市化”浪潮, 于是, 大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 出现了小城镇建设的趋势。继后, 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在这一时代除“大城市病”更加凸显外, 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 就业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 于是政府和企业家打造小城镇以寻求经济增长。总之, 在国外, 小城镇的建设经历了历史传承, 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 它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起来的, 它与低成本要素的聚集有直接关系。从过程看, 一般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 通过培育基础产业, 逐步向一个空间集聚, 加上这个空间优质的生态人文资源, 最终形成特色小镇。
在国内, 小城镇的兴起, 始于2014年。在这一年浙江省领导视察了杭州西湖旁边的云栖小镇, 并做出了“打造成创新科技人文特色生态小镇”的决定。继云栖小镇后, 杭州余杭梦想小镇、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应势而生。浙江省有关部门对这样的小镇提出了“特而强”“聚而合”“小而美”“活而新”的内涵。所谓“特而强”, 是指产业定位, 要求每个小镇都要主攻一个产业, “一镇一业”, 而不是“万镇一面”, 并要求围绕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 培育“单打冠军”。所谓“聚而合”就是要求小镇都要聚集产业、文化、旅游和社区四大功能, 并且四大功能都要紧贴产业定位融合发展, 而不是简单相加。所谓“小而美”就是小镇的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 建设面积一般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 并要求所有的特色小镇都要建成3A级以上景区, 其中旅游类特色小镇要按5A级景区标准建设。所谓“活而新”就是在运作机制上要“破旧去僵”, 在建制上要“宽进严定”, 在政策上要实施期权激励制和追惩制。根据我们的调查, 云栖小镇是浙江省特色小镇的发源地, 是在原来传统工业园区 (转塘科技经济园) 的基础上, 实施“腾笼换鸟、筑巢引凤”打造而成。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特色小镇建设的要求, 坚持“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四位一体,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着力建设以云计算为核心、大数据和智能硬件产业为特点的特色小镇。小镇正在全力打造云生态, 发展智能硬件产业, 建设创业创新第一镇, 努力成为创新创业的圣地、创新人才集聚的高地、科技人文的传承地、云计算大数据科技的发源地。梦想小镇准备打造成浙江省的科技城, 着力引进人才, 狠抓招商引资, 当好企业服务“店小二”, 打造特色小镇集团军。而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以股权投资类、证券期货类、财富管理类投资机构为核心产业, 以金融中介服务组织为补充, 形成完整的新金融产业生态链, 在资金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扶持、信息咨询、交易支持等方面, 发挥着相互支撑的作用。对这三个小镇, 我们总的认知是:政府推动, 依据已有资源和条件 (特别是土地) , 打造平台, 以振兴产业 (主要通过“双创”) 为核心, 聚集力量, 图谋发展。它们展业的主流是经济增长, 并辅之以所谓“三生融合、四宜兼具” (“先生态, 再生活, 后生产”, “宜居、宜业、宜文、宜游”) 。
浙江省打造小城镇的举措, 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强调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 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 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总书记的感召下, 全国小城镇建设兴起。据报道, 现在全国有小城镇1000多个, 这1000多个小城镇是否都各具特色, 需要深入调查评价, 不敢妄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它们都应当是居民的主流生活场。所谓主流生活场, 也就是人们乐于在这里安居乐业。在这样的小镇, 不仅各种生活服务设施 (商业、银行、邮局、交通、医疗、体育、文化、娱乐等) 完备, 而且服务周全, 交易成本较低。特别是在这样的小镇, 非常注重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所以, 通过调研, 我们不仅主张安排特色小镇建设, 而且主张安排综合小镇建设。所谓综合小镇, 扼要地概括为除“宜居、宜业、宜文、宜游”外, 还应当有“宜成、宜养”。所谓“宜成”, 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 有利于人的成长、成才。所谓“宜养”, 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活动, 有利于人的健康、长寿。
(二) 怎样打造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
1. 充分把握特色小镇的灵魂
所谓特色小镇, 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双创”平台。进一步说, 特色小镇不是镇, 而是新的治理单元, 是聚集当地特色产业、新兴产业、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特色发展要素的创新共同体。
特色小镇, “特色”是灵魂, 体现在当地特有的资源禀赋, 体现在独特的人文风情, 更体现在政府和企业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的发展方面。我们在杭州考察了三个特色小镇:梦想小镇、基金小镇和云栖小镇, 它们分别以人才 (浙大系和海归系) 、资金 (浙商资本) 和技术 (阿里系) 等特色优势为基础, 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方式, 以推动资源整合和产业创新为目标, 实现生产力的发展。
特色小镇的魅力和生命力有赖于发挥特色。建设特色小镇, 不能靠搞房地产, 不能靠大规模投资来制造新城新镇, 或者脱离实际地复制其他地方的发展模式, 否则就会导致小镇同质化、无特色依托, 进而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我们之前调研过一个所谓的特色小镇, 便是披着文化创新的外衣, 做着房地产开发的生意。这个小镇房产库存堆积, 销售停滞, 也不能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和农业的发展问题。
建设特色小镇, 应当结合自身资源禀赋, 挖掘出产业、生态或人文方面的优势, 找准产业定位, 进行科学规划, 将小镇的产业、文化、就业、社区服务等功能有机融合。其中, 重点是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只要有了特色产业, 就业就有岗位, 创业就有空间, 发展就有前景, 就能更好实现经济繁荣发展、群众安居乐业。说到底, 特色小镇并不是凭空堆砌而来, 而是立足于地域化的资源优势, 或者是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集聚。
2. 建立完善综合小镇的“三生”融合关系
综合小镇是人们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综合体。综合小镇, “综合”是灵魂, 体现在人们老有所依、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用、劳有所得。综合小镇强调人们在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之间的“三生”融合关系, 着力高效生产和便捷生活的结合。
打造综合小镇, 并非要推翻古旧建筑, 在历史的废墟上重建一座新型小镇, 而是保留小镇原有的村庄、街区以及田园自然风貌, 基于原有的村庄肌理、山水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景观, 对道路的尺度、绿化、水体、建筑外立面以及内部结构进行整合, 营造出一座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活生态空间。在综合小镇, 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有便捷的交通网络, 有优良的教育设施, 有先进的医疗场所, 即综合小镇是人们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综合体, 是历史和未来、科技和诗意的融合体。
3. 怎样推进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齐头并进
特色小镇与综合小镇双措并举、齐头并进, 其抓手应当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在杭州调研了基金小镇, 它地处玉皇山之南、钱塘江之北, 拥有吴越文化和南宋遗址的文化底蕴, 还有诸多的历史文化古迹留存于此, 可以说是坐拥“天时地利”之便。基金小镇以毗邻上海的地理位置、雄厚的民营资本和优秀的经济指标为依托, 集中打造其核心业态:私募产业, 并成立了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 工商、税务、人力和社保等部门都在此社区办公, 小镇还建设了娃哈哈国际双语学校和邵逸夫国际医疗中心等配套设施, 这又是集中了“人和”之利。我们所期望的综合小镇, 便是集中“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利的优质小镇。
如果说特色小镇的重要支撑是经济发展, 则综合小镇的重要支撑是宜居、宜成、宜养, 对此就需要优雅怡人的居住环境, 没有噪声、雾霾的烦恼, 房价较低, 可以步行上下班, 并拥有上乘的教育资源和医疗条件。这样漂亮宜居的小镇必将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前来就业创业。在发达国家, 特色小镇已成为城市化的一种重要模式, 居住在特色小镇已成为许多人的追求。德国的城市化率已达90%以上, 但是70%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在美国、法国等城市化非常成熟的国家, 都有大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成为亮丽的风景线。
所以, 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地, 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带动力量。建设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是释放巨大需求潜力的重要改革举措, 必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新动能。
(三) 充分发挥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功能
1.“大城市病”逐步显现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镇化是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泉。改革开放40年来, 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 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 2015年城镇化率已达58.5%, 在此基础上国家还制定了2020年的发展目标, 即城镇化率达到60%。迅速兴起的大大小小的城市, 在集聚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毋庸讳言, 现阶段“大城市病”逐步显现, 体现有五:一是缺少亲情关系的培育和交流。大中城市就业上班, 一般存在着相当距离, 早出晚归, 难以见面, 素不相识, 何来亲情?二是大中城市人们收入差距较大, 生活成本承受力各异, 在各种优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很难做到享有公平。三是不少发展较快的大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畸高, 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形成二元格局, 既不利于培育稳定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又造成了新老居民之间基本权益的不平等。五是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不均衡, 大城市由于吸引要素的能力强、就业机会多而迅速膨胀, 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由于吸纳就业的能力弱而发展缓慢、数量偏少, 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 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建设发展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 能够避免、弱化和消除“大城市病”, 这是无疑的。但通过我们的调查和认知, 建设发展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 其意义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人、特别是有利于农村人的成长。我们强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切入点在于树人, 其含义除如前所述要有农村企业家外, 也应包括农村人的成长和素质的提高。
有人把农村的现状概括为“四大皆空”:家庭空巢, 家里只有老人和留守儿童;文化空白, 基本上没有文化生活, 不看电视, 打牌赌钱;产业空心, 土地荒芜, 耕作粗放;生活空虚, 生活内容空泛。这样的概括虽然有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之嫌, 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对“三农”的看法。
当前, 生活在农村的人们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农村最缺乏的是文化生活。尽管各家各户都有电视机, 但少有人看。留在农村的人“上老下小”, 不知国家大事, 也不关心国家大事。过去巡回放映电影, 现在电视代替电影, 大家不乐意看。农民休闲在乡村, 热衷于“打牌”, 名叫娱乐, 实则赌钱, 有的输赢无度。当代农村陋习不减, 吃喝风盛行, 特别在南方, 不仅逢年过节大摆筵席, 而且设事运作、借题发挥, 如老人祝寿、小孩出生、学生就学、毕业归来等均相互捧场。相互捧场, 需要有礼, 少则几百元, 多则上千元, 礼尚往来, 成为负担。在一些地区, 这种状况成了变相聚资的一种方式, 谁不参与, 谁的投入就不能流回, 自己吃亏。陋习存在, 挫伤锐气, 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农村, 老幼相守, 前人不能给后人树立榜样, 老的不能激励幼的健康成长, 成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阻碍, 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人的成长必须要有亲情、文化。亲情简单地说是同甘共苦的感情, 是相互的, 不是单一的;是立体的, 不是单方面的。无血缘关系也会有亲情, 有血缘关系不一定有亲情。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知己, 需要楷模;需要理解, 需要点拨;需要等候, 需要包容;需要激励, 需要鞭策。而这一切, 都蕴藏在炽热的亲情中。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积淀, 它包括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是人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 主要凝结在物质之中, 也会游离于物质之外。文化能够传承、交流、普化, 也必须传承、交流、普化。文化有陶冶情操、培育品德、增长知识、启迪心灵、反省检讨诸方面的功能, 人的成长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在这一文化背景中观察、认知、熟悉、追求、崇尚、拓展, 所谓耳濡目染、潜移默化, 也就是文化的熏陶。现在的问题是:亲情的形成、积淀和发展, 文化的传承、交流和普化必须相对的集中, 必须有群体推动, 一家一户的农村生活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是不能让亲情和文化推动人的成长的。这是我们在调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主张建设发展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的重要的理性认知, 望接受社会的评价, 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2. 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育人功能的彰显和佐证
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在空间上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 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承接城市的溢出资源, 聚集生产要素, 带活乡村经济, 打通城镇与乡村发展的“任督二脉”。这也就决定了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不仅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更能重塑城乡社会形态, 构建“小而美、活而新”的社会单元。在小镇, 人与人的距离大大缩短了,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阐释, 在社会学里, 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礼俗社会就是传统的社会, 规模小、分工与角色分化少, 人的行为受习俗传统的约束。与之相对应的是法理社会, 它是工业社会, 规模大, 有复杂的分工和角色分化, 人的行为受规章法律的制约。乡土社会即是礼俗社会, 在乡土社会里, 人们可以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简而言之, 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的人受到长时间形成的习俗传统的约束, 而不只是现代法律法规的约束。这既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关系, 也大大节约了法律监督的成本, 所以我们提倡建设“宜居、宜业、宜文、宜游”的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
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 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 讲述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两兄弟之间的动人爱情故事。湘西的自然风光对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创作题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管是孩提时代, 还是青少年时代, 都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度过。因此, 在他的作品中, 我们看到最多的便是对湘西山水的描写。湘西山水成为沈从文先生绝大部分文学创作的源泉, 湘西的山山水水无一不融入到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中, 成为了他笔下的赋予灵魂的精灵。这就是小镇的魅力与影响力。小镇孕育人才、培养人才、打造人才。
在“熟悉”的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 邻里生活恢复正常, 人际关系、社会信任逐步建立, 小镇成为了既有产业、又有品质、还有生活的田园小镇。这样的小镇具有培育人才的功能, 为创业者提供开阔的创新平台, 为学习者提供开放的学习氛围, 为小镇居民提供温馨和谐的生活环境, 为青少年提供自由的成才空间。小镇培育的人才会反哺小镇, 进一步促进小镇的开放发展。
小镇文化的品格和定位, 是小镇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的集中体现, 同时, 小镇文化也反过来影响小镇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的社会化发展, 必须有优秀的文化价值作支撑, 同时, 小镇的社会化发展, 又会大大促进优秀文化的发展。所以, 我们提倡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 是提倡小镇的社会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相结合, 双向互动, 相得益彰, 共同发展。一方面, 小镇的社会化发展彰显小镇的经济文化状况;另一方面, 小镇的经济文化发展促进小镇的社会化发展。
3. 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展业功能的彰显和佐证
产业是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建设的核心, 是小镇发展的灵魂。一般说来, 发展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 要聚焦产业定位, 打造当地特有的产业体系和特色产业业态。为此, 小镇建设要搭建创业平台, 但平台的搭建和发展需要集聚人气, 有人气的小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平台发展驱动的实质是人气驱动, 人气驱动的实质是创新驱动、人才驱动,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人气是关键。
水积鱼聚, 木茂鸟集。小镇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平台的搭建和人气的集聚。抓住了平台和人气, 就抓住了小镇建设的关键点和制高点。
去基金小镇调研, 我们是带着几多疑惑的。为什么这么多基金公司的总部要迁移至小镇:为了便于交流信息?为了便于寻求投资渠道?为了节约成本?为了享受政策优惠?为了图个安静?去前, 有人向我们说, 那里有税收优惠, 那里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八卦田”、风水好。去后, 实地考察我们才发现, 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核心区域, 距离上海175公里, 高铁40分钟可达, 距离萧山国际机场30分钟车程, 连通“上海—南京—宁波”经济发达区。可以说, 具有国际中心的同城效应。该小镇的布局有:金融信息交流中心、学术交流合作中心、创投社区服务中心、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私募基金研究基地、金融人才培育基地、基金经理人之家、浙江省金融家俱乐部。通过这“八大平台”提供“店小二”式精准服务, 与各大银行、券商、期货等机构建立直通窗口, 提供私募基金运营需要的“募、投、管、退”全过程资源整合与对接, 打造完善高效的私募基金生态环境, 为金融创新注入了新活力。截至2017年10月, 小镇已聚集各种投资机构2144家, 管理的资金规模突破了万亿元, 成为浙江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平台。
通过调研, 我们亲自感受到这里人气很旺, 不仅环境优美、建筑有特色、白天前来参观的人多, 而且晚上灯火通明、车水马龙、进进出出。经过打听, 管理的人说这是各基金总部在夜以继日开展活动:把握信息、分析交流、决策投资、分享回报, 是企业家聚集在小镇上展示自己精神的集中表现。我们常说, 要有企业家精神, 要培育、保护企业家精神。通过调研我们深深体会到, 也要彰显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 不仅反映在这个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中, 更展现在这个企业的形象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上。可以说,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有人概括说: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追求, 执着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 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 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 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所有这些都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充分肯定和对企业家的点赞和褒奖!这6组点赞和褒奖词的逻辑, 应当是“学习、执着、诚信—创新、冒险、合作”, 前三者是企业家从业的基础和素质, 后三者是企业家从业的选择和进取。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打造基金小镇也就是培育、保护、彰显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壮大, 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 有利于技术创新, 有利于创造名牌, 有利于提高声誉, 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 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这多个“有利于”集中表明:企业家精神要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中才能培育、彰显出来, 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发挥。特色小镇建设的实践充分佐证了这一点。我们把这种状况, 称为企业家的展业要有“人气、平台”。这种“人气、平台”, 也许在大中城市的某一个区域已能取得和实现, 但相对特色小镇而言, 就要评价哪一种选择更加具有效率、更有效益。
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这里我们提出以下制度建设和政策主张:
(1) 建立科学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 鼓励农村人口能够到城镇置业、就业, 也激励符合一定遴选条件的城镇人口, 特别是激励能够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提供支撑的企业家能够到农村置业、创业。
(2) 变资源为资产, 逐步推行城乡资源、资产共享。农村人口能够占有或享有城镇的资产、资源, 城镇人口也能够占有或享有农村资产、资源。
(3) 城乡融合, 着力加强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 把科学技术纳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
(4) 城乡互动, 以城镇为主导, 改善农村的环保状况, 提高农村、农民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生活水平。(作者：曾康霖 黄铁军 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