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国内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将增多，东北新一轮振兴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家关系愈加复杂，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地缘冲突和贸易争端等多重风险因素增多。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演进，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生物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国际产业体系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在积累新的竞争优势、形成新一轮发展共识的同时，也面临着内部的新问题和外部更复杂的新挑战，东北振兴就是其中的典型。从东北自身看，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地区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但实现全面振兴仍面临不少困难，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尚未理顺，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相互交织，再加上周期性因素和国际国内需求变化的影响，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十四五”时期是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面向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由中等收入水平迈向高收入水平的关键时期。因此，从理论认识和政策思路上，东北地区如何适应“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就成为当前阶段必须准确把握且要做出积极研判的现实问题。而这不仅对于打开东北全面振兴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分析和解决“十四五”时期创新驱动型发展中的区域协调问题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十四五”时期东北地区面临的困境及发展定位
( 一) “十四五”时期东北地区在我国发展全局中面临“双重困境”
从东北与全国的发展关系上理解，老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新形势又提出了严峻挑战。“十四五”时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增速换挡期，也是宏观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转型期。“十四五”时期的这些新转变对东北全面振兴的持续推进也带来新的考验，也可称之为“双重困境”。也就是说，一方面，东北地区要克服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中面临的困境，即处于我国高效市场分工体系的外围，未能在我国市场参与全球分工增长体系中形成国内比较优势和全球竞争优势，导致未能实现增长红利分享和规模同步增长。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目前尚未形成下一轮中高速和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进入高质量深化阶段所应具备的高水平市场能力、新动能集聚规模和内生增长路径，尚未形成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内区域比较优势和全球市场分工竞争优势。
( 二) 东北老工业基地仍是我国区域发展全局和中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
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和重要的现代农业基地，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纽，资源、产业、生态等传统发展要素支撑较强，也具备一定科技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基础，是我国区域经济重要的战略支撑。同时，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常住人口超过 1 亿人，市场主体达 119． 9 万户，拥有庞大的生产资料消费市场和生活资料消费市场，新一轮振兴的潜在生产率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都较大。在此背景下，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署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推动东北经济脱困向好并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新一轮全面振兴，事关全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大局，事关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长期稳定发展格局，事关广大群众福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全局。
( 三) 东北实现创新驱动型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发展与相对滞后，不能仅仅作为东北区域性、功能性和中短期性问题来认识。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虽然空间联系上相对独立，但功能体系上并不孤立，东北面临的发展困境是我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与转换中产生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中长期性发展问题在东北地区的集中反映。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较深，重化工业和国有企业( 央企) 占比较高，计划经济体制和区域发展机制性问题突出，这些特征是东北地区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为适应全国和地区经济发展需要而逐渐形成的。自 2003 年中央启动东北振兴以来，十多年内国家已持续出台几十项东北振兴政策，成效显著。但这十几年的时间相对于一个产业的运行周期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是东北这一以重工业为主的地区来说还是较短。相对而言，新资产形成、新动能集聚、新业态培育、新竞争能力发展及其增量规模与成长性，才是东北经济不断融入全国和全球市场化体系所体现出来的新进程和新成果，更适合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驱动要素。对“旧”增长的消纳和“新”增长的积累，即所谓“双重困境”的并行克服，可能蕴含着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密码”，对于其他老工业基地及增长相对滞后地区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者：马 涛 常晓莹 黄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