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辐射源，每个城市都在向外辐射其影响;反之而言，每个地点都在同时接受来自周边各城市的辐射，其中有一个城市对该点的辐射作用最强，该点即位于这一城市的辐射范围内。由所有具有同样条件的点所组成的区域就为这一城市的势力圈。
在农业时代，农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城市对区域的影响力很弱，城市未能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多个城市之间也不存在辐射范围在空间上相互叠加的状况。只有随着城市时代的到来，当城市成了地域空间中心时，城市的势力圈才真正形成并与其它城市的辐射范围在空间上相互作用。一个城市比周边城市是否更有发展潜力、更有竞争力就直观地转化为城市势力圈的变化。哪一个城市占据的势力圈更大，就越能在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城市势力圈的大小及其变动也就成为城市发展以及区域发展所密切关注的焦点。
自从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我国行政区划的调整一直在省级范围内进行。而行政区划的调整，离不开对城市影响力的分析。学者们对城市势力圈(或经济区)的划分已有较多研究，但是将其与行政区划进行叠合分析的不多。划分江苏城市势力圈并与行政区域叠合分析，可以明确城市各自势力圈范围的大小，为各城市在区域内的准确定位提供依据;同时可以揭示各城市对本市域的实际影响力及其对周边市域的影响程度，为江苏城市体系规划的编制以及省内行政区划的调整提供参考。
城市势力圈(或经济区)的划分方法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实证分析法，即根据区域不同地段与周边各城市之间各种流的联系的强弱程度来确定它们的归属。例如：顾朝林运用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对济南城市经济区进行了确定，周一星采用外贸货运流、铁路客货流、人口迁移流、空间信息流对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区进行了划分。实证分析法需要调查收集大量的流数据，并要求选择代表性强、准确性高、易统计、易比较的指标加以综合分析研究。另一类是理论分析法，即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引人相关统计值进行计算。由于数学模型在推导演绎过程中抽象掉了一些影响城市辐射力分布的因素，故划出的势力圈(或经济区)范围与实际吻合稍差。
鉴于流数据一般难以获取，加之各种流指标划分出的城市势力圈(或经济区)的边界存在不一致性。所以，本文采用理论分析法来划分江苏城市势力圈，并按以下技术路线展开：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城市的综合规模值，代替以往采用单一因子反映的城市规模；其次，借助GIS求出最短交通时间成本，以此优化直线距离；再次，运用修正后的势能模型，确定各城市势力圈的范围，分析空间分布特点;最后，将城市势力圈范围与行政区域叠合，计算各市域的势力圈构成和各势力圈的跨市域分布，探讨两者之间的叠合关系。通过研究，可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在苏南地区，虽然地级城市的综合规模很强，但城市密集，造成省会南京势力圈面积只位居第三，苏锡常地级城市势力圈面积也分列第七至第九;而在苏北地区，虽然城市的规模较弱，但分布稀疏，导致连、徐两个地级城市势力圈面积反而位于前二位。这说明城市势力圈的大小不单由城市的规模所决定，而且受区域城市密度的影响较大。
(2)苏南地区形成了以南京、苏州为龙头的势力圈空间架构，苏中地区形成较为均衡的势力圈态势，而苏北势力圈分布却呈现非均衡状态;苏南地级城市势力圈以块状从东向西排列成串，苏中呈南北延伸的长带状，而苏北徐、连势力圈为不规则大型块状，其余三城市势力圈则呈小圆块状镶嵌于其它势力圈之中。苏南、苏中、苏北城市势力圈分布状况的差异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是一致的。
(3)苏锡地区的县级城市势力圈面积较其它地区大，而且江阴、张家港、常熟等县级城市越过长江向北袭夺空间。随着苏锡地区县级城市实力的增强，它们不断抢夺地级城市的势力空间，导致苏锡地区势力圈的主体走向多元化的格局。这也说明城市势力圈的大小随着周边城市实力强弱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4)江苏城市势力圈与行政区域之间存在4种叠合关系：南京、徐州、连云港、南通、苏州、无锡等地级城市势力圈的范围远大于其行政区域;江阴、张家港、常熟等县级城市势力圈的范围与其行政区域有较大错位;常州、扬州、泰州、镇江等地级城市势力圈以及昆山、吴江、太仓、宜兴等县级城市势力圈的范围与其行政区域基本吻合;盐城、淮安、宿迁等地级城市势力圈以及大多数县级城市势力圈的范围远小于其行政区域。
城市势力圈的大小不仅受城市规模、区域城市密度以及周边城市实力强弱变化的影响，并且受现实的交通、通讯水平所制约。因此，除了对中心城市定量的孤立分析外，应该将城市之间的各种流要素作为确定城市势力圈的实证资料，与数学模型法互补，综合判定势力圈的范围。由于城市势力圈的划分及空间分布问题较为复杂，本文只是作了总体性、概括性的分析，而非对城市势力圈边界的准确定位。尽管如此，本研究对江苏城市体系规划的编制、各市域空间发展战略的制定、省内都市圈的构建以及省内行政区划的调整仍不失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段七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