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制造业投资成为中国富豪的主要财富来源。但随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速下台阶，24%的高净值人群（以企业家为主的群体）开始减持实业资产。经济转型期，如何看待实业投资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从民资流入方向来看，消费服务、教育与医疗保健将成为高成长的明星产业。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以美国作为对标，美国行业市值居前均为现代服务业，金融、科技、消费服务、医疗保健四大行业市值合计已超过总市值60%，而工业、原材料、能源等重化学关联行业市值合计仅占总市值的20%。中国则体现为经济转型阶段的经济结构特征，第二、三产业市值平分秋色。
中国智造提升竞争力
观察行业风口，可立足于三大维度：宏观结构、制度变迁和产业升级。具体而言：在宏观结构上，经济增速下滑促使政府改变资源配置的机制，例如推动国企改革和市场化等，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从根本上释放市场活力，重塑盈利格局；在制度变化上，以财税、投融资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变革倒逼和推动金融改革，从而使金融要素价格实现市场化，提高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从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看，在健全的产业体系基础上，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品质生活和消费模式改变深刻影响着产业生态环境，现有企业的架构、组织模式和营销形式都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从上述逻辑出发，我们认为：未来能够持续领跑产业升级的三大风口值得关注。
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趋向中高收入水平后，消费升级使得商业模式创新与行业需求增长形成双向良性互动的格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新商业模式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在互联网模式下，中介从实体划分为线上与线下两大阵营，众评模式对商品与服务的售后、品质、个性需求等方面发挥了以往所不曾有过的社会监督覆盖网状结构，企业与消费者在互动性、即时沟通性等方面大大加强，相应改变的还有企业因应变市场需要而更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在互联网经济的需求端，中国有着最为庞大的互联网人口。中国互联网人口达3.84亿人，为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已超过了美国与日本总和；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的5.5%，已经超过了美国（4.7%）；在供给端上，全球前20名的互联网企业中，美国上榜11家，中国6家，共同形成了全球互联网产业的G2格局。依托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结合中国在集成电路、物联网、高端装备制造等硬件领域所积累的研发能力，“中国智造”将成为中国工业转型的主攻方向，而《中国制造2025》则为产业升级制定了具体的路线图。
教育供给侧改革临近
就业人口的平均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产业发展的后劲。经济转型从要素驱动步入创新驱动，智力贡献度将达到60%-80%的水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测算：小学毕业的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系数为43，中学毕业生为108，大学毕业生为300。从中国现阶段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或者1985至1990年左右的韩国，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短缺是产业升级的最大障碍。
由于教育领域存在诸多政策限制，客观上限制了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市场化配置，教育的层次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同时，由于教育培训机构很难通过中国资本市场渠道上市筹集资本，使得教育类公司只能赴海外上市融资，产业规模呈现小、散、弱的格局。在产业升级的倒逼下，教育供给侧正在逐步松动，政策放宽已成必然，学前早教益智、职业技能与教育培训等细分领域民营资本活跃，中国新三板市场挂牌初创教育机构数量逐步增多，行业空间豁然开朗。
金融服务业门槛放低
自2012年以来，尽管银行资产与业务规模仍保持快速的增长势头，但间接金融体系发展的潜力已经到了瓶颈阶段：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10年的30%回落至15%左右。
中国传统银行业多年来始终以倾斜国有支柱产业，兼顾中小企业的业务模式为主。在经济转型阶段，传统产业的投资效率明显下降；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负债率高企、现金流状况恶化，违约风险上升。另一方面，大量处于新兴行业的初创型企业却由于企业本身抵押物不足、信用资质等问题得不到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只能转向成本较高的民间借贷体系解决发展资金问题。
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新兴行业的增长速度，如果说创业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那么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系的结构调整必须匹配创业经济的特点，民营银行和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预期，民营银行的牌照核准将进一步提速。在证券牌照管理上，放开、放活成为大趋势。
各项数据表明，资管行业已成为民营最为活跃的金融领域。公募基金业股东准入门槛放低后，公募基金公司股东成分开始出现多元化萌芽，目前少数基金公司已由产业资本或自然人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