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面临沿海发达地区亟须转型升级和内陆欠发达地区迫切要求工业化的双重困境，各方面一直将产业转移作为破解上述困境的重要手段。对产业转移的趋势性变化、理论框架进行反思，深入分析我国产业转移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对于构建科学的产业空间布局顶层设计、指导地方科学引导产业空间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传统产业转移或产业分布理论有三个主要视角。一是经济关联视角，主要关注地区间要素比较优势变化及其引致的产业份额变动，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产业转移雁阵理论等都属这个范畴；二是地理关联视角，主要研究不同地理嵌入环境企业间互动及其溢出效应，产业集群理论属于该流派；三是价值关联视角，主要指产品形成、制造到消费链上各个分工环节价值创造关系及企业行为，价值链理论、消费行为理论等均属此类。总体上，前二者多用于研究和指导产业转移实践，后者相对较多用于分析企业空间迁移或区位选择行为。尤其是从经济关联视角，新经济地理学提出的由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拥挤效应形成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系统，较好地解释了产业在空间上分布变动的动力问题。但由于传统理论假定企业是同质性的，不存在个体差异，因而只能从总量或产业层面分析问题。当前，需要从现实问题出发优化产业转移的理论框架和顶层设计。
纵观全球，工业革命后，产业的空间分布历经三次大规模转移或迁移，即英国→欧洲大陆与美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中国沿海地区，表现为不同阶段各国产业或制造业份额占全球比重变化。全球产业转移呈现三个特点，一是雁阵转移，即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到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逐级迁移；二是技术链互动，即高端行业的反向迁移，如英国在纺织、高铁等行业迁出的同时，成为全球教育、创新和金融中心；三是价值链转移，即价值链在全球范围碎化、重构，从而形成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分工和价值流动，如苹果手机的零部件制造、组装、系统软件集成，分别在不同国家完成，但苹果公司这个所谓系统集成商占据绝大部分利润。早期的产业转移是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间完成的，考虑我国转型经济特征，政府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政策形成的地区间梯度差距并不必然代表产业转移方向。因此，应系统、慎重地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合理引导产业转移和市场资源空间配置优化。
一要注意区域协调。诸多研究表明，我国地区间竞争模式确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地区间竞争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比如为吸引产业转移，各地方纷纷进行优惠政策竞争，有的甚至不计成本地对企业让利，结果导致一些产业转移不仅没有带来地方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提升，反而引发资源滥采滥伐、环境大肆污染等问题，造成双输、多输局面。二要处理好产业发展和环境间的关系。中央已多次提出要确保经济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并出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但从近年来在中西部环境脆弱地区连续出现的重大环境破坏或污染事件看，产业发展与环境协调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尤其是最近出现的工厂排污、煤矿开采等事件都可能导致这些环境脆弱、不宜开发地区永久性破坏或污染，造成不可估量的长期损失。要降低内陆地区内在的产业扩张或开发冲动就应该调整政绩考核方式、适当迁移就业人口、加大地区间财政转移支付，降低其盲目发展产业的冲动，提高财政支付能力。三要处理好产业转移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应该给予市场更大决定权，让产业按市场需求进行空间布局，让人口按内在规律进行迁移集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益和城市的规模经济和创新作用。
总而言之，我国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布局和阶段性地区转移都是当前基本事实。但在认识和解释产业转移问题上，应该求细、求深，不仅要看到宏观趋势，更应挖掘细分特征，从微观上把握产业转移或企业迁移行为的动力来源和深刻内涵，进而洞察产业空间变迁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我国经济资源空间配置优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