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趋势。近年来, 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 其摹本来自于未置可否的西方发达国家, 事实上存在诸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非常适时, 2018年两会期间还提到了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话题。显然, 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双向对流关系。厦门曾厝垵 (曾村) 曾经是一个传统的沿海渔村, 改革开放后, 她成为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有学者因此断言, “城中村”的出现决定了中国村落的“终结”。然而, 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曾村的例子说明, 虽然她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但由于传统闽南文化的长久积淀, 并没有因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完全失去村落的形制, 更没有因为城市化而消亡, 反而因其独特的村落景观深受游客们的喜欢。我国的“城镇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逆城镇化”的对话与选择、交流和互动的过程。
2018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 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 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 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逆城镇化问题, 对我们正确理解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 对推动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两个方面都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 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数据显示, 从本世纪初迄今, 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以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 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 城镇人口达到8.13亿2。这一进程正是依照我国制定的城镇化“指标”逐步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速度, 到2030年, 我国城镇化率可达到70%, 城镇人口可接近9.8亿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以政府行政手段调控的、目标明确的、最大规模的人群向城市涌入的“运动”。
“城镇化”主要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或将农村改造为城镇, 从而实现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我国之所以推进城镇化建设, 一个理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高, 进而简单地认为“发达=城市化”。我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国家, 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 反而特别需要强调逆城镇化, 包括人口的就业、居住、消费以及投资从城市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展。换言之, 是一种城镇化“反向运动”。
如果说“城镇化运动”是一种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人为设计的、标准化的“运动”的话, 那么“逆城镇化”则并非由政府主导, 而是在现实“语境”中的一种社会化自我调整的经济和人口的双向流动, 尤其是文化交融的活动——一种自然的互动方式。
如果将传统的农耕文明视为一种文化遗产, 它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文化景观”类型。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 文化景观具有自己的“生命体征”——一种特殊的生命过程, 即累叠现象, 它类似于地层那样3。随着历史的演化和积累, 文化景观也会出现不断地“累叠”。笔者所说的乡土文化景观有几个基本的指征: (1) 它是历史积淀的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 有些传统的景观元素消失了, 衰亡了;一些新的景观元素加入进来, 叠加在传统的乡土之上。 (2) 任何历史的演化对于乡土遗产而言, 都要尊重特定土地上的人民的意愿和权利。 (3) 农耕文明的一种重要特征, 就是农民会根据社会和时代变迁作出相应的务实选择。
“城中村”是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一种兼有自在性的产物:既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又仍然保持或保存着村落的鲜明特色和个性。厦门的曾厝垵 (即曾村)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村是厦门海边的一个渔村, 曾为姓氏, 符合中国传统村落之宗族分支的原则。“厝”指老宅、祖屋的意思。古字 , 由 (厂, 石崖) 与 (昔, 古老) 组成, 表示古老的石屋。《说文解字》:“厝, 厉石也。从厂 声。”本义兼有磨刀石、安置, 原指安放先祖遗体、遗物之所;后特指祖宅。《广韵•暮韵》:“厝, 置也。”《孝经•丧亲》:“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厦门的村落, 大多延用“厝”, 强调特定的姓氏家族安置之所, 如何厝、黄厝等, 皆村落之指代, 特指祖家和家园的归属。
厦门的传统渔村, 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华侨漂洋过海的始发地;他们中不少先辈去往东南亚各国。对于老一辈华人华侨来说, “厝”永远是自己的祖家, 他们在外无论做了什么, 都与祖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特别是那些殷实的华人华侨, 大都回国投资、修建宅屋, 帮助厦门建设。特别值得说明的是, 许多老一辈华人华侨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 回乡建设, 今天从厦门的中山路到厦门大学一带的许多工程, 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1]47-52。从某种意义上说, 厦门也成为他们认同的、扩大性的家园。
现在的厦门曾厝垵 (曾村) 在城市化过程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城中村 (百度介绍其为“中国最文艺的渔村”) 。
在这幅传统村落景观的叠加图中, 人们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神庙、祖祠、古厝等, 它们的景观风格非常独特, 其中“渔村时光空间”是一个村史馆。游客可以通过观看了解这个渔村的历史。在“曾厝垵闽台文化馆”里, 进驻了当代流行的乐队。在以“福海宫”为标志的设计牌上, 赫然出现了“中国首个AR村”的字样;而“福海宫”的传统模样正安祥地坐落在后面。另一幅红标牌“朵拉号”这样讲述自己的村落历史:
这里曾经属于一个美丽港湾, 沧海桑田, 它也曾经为了一块荒地, 留着大海退去时的叹息。当家园建起, 今天的城市渔人把它变成了船型的花园, 依偎在灯塔旁边, 承着梦想, 载着美丽。
这是一个厦门人自发改造居住环境, 共同缔造美丽城市的故事。在这里, 我们提供健康、实惠的本地家常美食, 展示厦门城市渔人载酒长歌, 乘风破浪的人生情怀。
曾厝垵作为经济特区的“城中村”, 变迁的快速在所难免。传统以渔为主, 以农为辅的渔村, 今天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原来的渔民、农民, 现在多了一个城市居民身份。但是“厝”的村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即便是以后成为城市中的某一个街区, 它的传统仍在。“厝”在闽南有“家”的意思, 在闽南语方言中, “厝” (cuo) 与“家” (cu) 音近。老宅屋不独是居所, 也是传统的标志, 更是文化的认同。就像人有自己的名字, 村落也有名字, 烙在自己的乡土上, 无论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曾厝垵面朝大海的“福海宫”都在。
虽然今天的“城中村”注入了大量城市的因素和人造景观, 但是, 现代城市的人造景观无论多么时尚, 它永远是在乡土的草根土壤中长出来的, 草根与乡土的关系是永久性的;就像无论全球化到什么地步, 人总还是要“家”、要“厝”的。动物尚且如此, 哪怕是候鸟也有自己的“路线”和“栖息地”。人在任何时候总要问一个“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问题。“城市渔人”中的“城市”只是修饰语, 传统的渔村也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改换景色, 但所有变幻的景色, 都不过是大海的“作品”而已。人们也有理由相信, “城市化”的雾霾、噪音、拥挤、快节奏、陌生感、食品安全、交通堵塞等问题, 与传统乡土家园湛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多样的地势、开阔的空间、安全的食品、多样的文化、淳朴的情感相比并无必然优势。鉴此, 乡村的生命必将延续, 哪怕是城市里的村落。对于曾厝垵的百姓而言, “我家就在岸上住”。
当代的“城中村”现象虽然艰难地反映出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巨大变革, 但它却在静静地迎接这场震动。对此, 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村落的终结”:“人们原来以为, 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一个过程, 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 但在现实中, 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 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更加延迟和艰难, 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 它展现出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2]“我们试图在研究中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 。”[2]这种从社会学的角度——即以城市为中心的视角是否足以解释中国的乡土社会, 笔者持怀疑态度。“城中村”的出现, 或许只是中国自己的命题, “因为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 这种‘城中村’现象还几乎从未出现过。所以, ‘城中村’现象的产生, 一定与中国的比较独特的因素关联”。
对此, 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如果所讨论的命题是“中国的城中村”, 唯中国独有, 这一认知前提没有问题。但是否因此认为, 城中村的出现意味着“村落的终结”?这样的判断大可商榷。首先, 城镇化并不是没有“回转”的可能性。事实上, 当下的“逆城镇化”已经显露端倪[3]。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城市人重回村落的迹象;或者开始了一些新的“乡村城市”建设。其次, 即使某一个传统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但并不妨碍其保留传统村落的性质和特色。曾厝垵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 即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村落单位, 其从发生到发展, 在变迁过程中, 形态变了, 甚至性质也变了, 但都不足以改变“祖厝 (家) ”的本质。同时, 作为沿海的一个村落, 曾村又有自己的特点, 据《厦门志》载:“厦岛田不足于耕, 近田者率种番薯, 近海者耕而兼渔, 统计渔倍于农。海港腥鲜, 贫民日渔其利, ……濒海之乡划海为界, 非其界者不可过而问焉。”[1]14这一传统仍有积淀。
但如果说在城市化过程中, 城市“吞食”周边的村落, 使之城市化的现象却非中国所独有。而且, 以“城中村”现象判定中国“村落的终结”显然太过武断。人类学家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也是以厦门岛的“林村” (城中村) 为例所做的民族志调研, 他在该书的二版序中说:“我们可以从林村看到,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新阶段。但是, 这种变化的机制却在与既定的西方经验相左, 这些西方经验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和模型中常常被定义为现代化过程。在中国, 做买卖和风险投资的时候, 建立在家庭、亲属、邻里、语言以及同事或同学的共同经历基础之上的原生纽带仍然起作用。”[4]这是对中国村落的变迁, 甚至“被城市化”的实录。
城市化是一个历史趋势, 但“趋势”具有阶段性, 城市不能无限扩张和扩大, 特别是这种扩张和扩大以毁灭乡村、耗损乡土、覆盖农田为代价时, 便将这种“趋势”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毕竟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农业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 除了少数因自然条件的限制, 特别是缺少大面积的、适合于农业生产的耕作土地, 农业都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工业革命以后, 城市的拓展加快, 都存在着在城郊“蚕食”广大乡村的现象。“城市农村”的过渡现象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但是, 我们同时看到, 逆城市化也在城市化过程中同时存在。在中国, 这种情势尤其如是。一个占世界上7%的耕地却养活22%人口的国家, 还出现无节制地在良田上盖高楼的趋势, 这无疑是将自己置身于更凶险的境况之中。中国的实情是, 城镇化运动才刚刚开始, 逆城镇化就已来临。
众所周知, “城市化”原本并非当代独有的社会现象, 自古以来一直就存在;同时, 城镇化亦非中国特产, 世界各国都有过, 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村落的终结”。即便是欧洲的法国, 迄今仍然是农业国。在美国, 农业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保持着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 保留着传统的乡村景观, 而且这些乡村景观成为早期移民时期文化与族群认同的依据[5]。相反, 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城市溃退”现象, 纷纷开始了各种不同方式的“乡村振兴”。例如英国的“乡村城市化”、法国的“农村发展整治工程”、美国的“都市化村庄”、日本的“故乡重建”等, 都旨在通过对传统乡土社会的重构, 一方面重新激起传统乡村的活力;另一方面, 对城市化“疾病”是一种“治疗”。
在这方面, 中国有自己的特色, 除了传统社会的乡土性以外, 社会的宗法性质, 乡土自治的同意权力 (费孝通语) ,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土地所有制度 (比如历史上的井田制) 以及具有乡土特色的户籍制度等, 都不是简单的一个“城镇化运动”就足以改变的。此外, 笔者认为, 中国城乡的关系是一个整体结构, 我国古代国家被有的学者称为“城邑国家”, 主要表现为“邑”在乡土中[7]。以笔者之见, 中国的国情决定乡村是“土壤”, 城市是“产物”, 这是中国历史的实情。与西方的以城市为中心, 城市自主发生、发展的情形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故事仅仅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 何以一个短时段、小范围出现的“城中村”现象, 便宣告“村落的终结”?
有一种观点认为:“曾几何时, 西方是以彻底抛弃乡村为代价而完成了他们的城市化的现代发展之路, 但无疑他们为整个人类造下了太多的遗憾, 在他们的忏悔声中, 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自觉, 这种自觉便是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快的走向单一化的拥挤的现代之路, 我们为此而保留下了一份乡村自我发展的氛围宽松的文化遗产, 即我们没有完全抛弃掉乡村, 更没有把乡村看成是一种问题之所, 我们尝试着让乡村里面的人去发展出来一条自己改造自己以适应现代发展的道路。”
这里出现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和反思:一是“现代化”是否仅以“城市化”为标志?如果是, 那么乡村就成为“现代化”的累赘;逻辑性地, 就应该以城市替代乡村。显然, 我们不能认可这样的逻辑。二是“西方是以彻底抛弃乡村为代价而完成了他们的城市化的现代发展之路”这样的判断显然有悖事实, 西方现代化并非以抛弃乡村为代价。三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 农耕传统悠久, 以乡土为家、为本的“国情”之中, 如果真有“抛弃乡村”的现代化之路, 那必是死路。换言之, 中国的城镇化并不以西方社会“抛弃乡村”为反衬, 因为西方的历史构造与中国完全不一样。何况, 西方的城市发展之“果”也难以追溯、追踪、追究为“抛弃乡村”之“因”, 因为二者并无绝对的逻辑关联。
另一个问题也值得辨析, 即我国的城镇化究竟是模仿西式, 还是探索出中国自己的方式和模型。在认识上, 这似乎并不是问题;然而, 在实践中却明显有模仿西方混杂性摹本, 借用西方碎片化模式的趋向。问题是, 如果以西方的城市化为样板, 那么, 西方的城市化模式是什么?现在的人们喜欢用数据表述, 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是80%, 而我国的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8.52%;如果我们达到西方的城市化数据就“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且莫说笔者对于这两个数字的存疑, 即使属实, 也是一个数字陷阱。
事实上, 西方的城市化各有特色, 发达国家的城市之路原本都有各自的历史、文化逻辑, 难以模仿。任何相关数据在其面前都显得苍白。以欧洲为例, 拉丁系与日尔曼系的城乡情况便有很大的区别:以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拉丁系国家, 城市化相对独立, 海洋背景成为衬托的重要因素;而以德国为代表的日尔曼系城乡关系密切。再比如, 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化完全遵循不同原则, 按照不同的路径行进, 任何一位去过欧洲和美国的人, 直感便能区分二者的差异。所以, “80%城市化率之西式发达”模型, 是一个大数据时代的反例。
当然, 西方的城乡关系虽各具特色, 却也有其“共性”, 即西方社会以城市为中心, 乡村为陪衬, 最著名的概念莫过于所谓的“大传统/小传统” (great tradition/little tradition) ——城市以复杂的生活相联系的文明方式, 而农村则以简单的地方性生活相关联的文明方式[9]。这是西方式典型的城乡关系, 也是城市化的传统动力。中国的情况则完全迥异。即使是地处城市的郊区或近域的乡村, 它们或许在城市化过程中成为“城中村”, 却并不意味着全部、彻底的消亡。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城市村常常可以成为“反哺”城市的重要因素。厦门的曾村今天虽然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典范, 无数的“驴友”前往观光、体验作为“村落”的城市景观。其意义在于:在城市里, 仍然可以体验到村落的因子和因素, 文化遗产及其延续。
最后, 笔者将讨论有关“国家项目”问题。当代著名的政治学、人类学和农业研究的专家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的导言中讨论了有关情形。他认为, 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它们是:第一, 国家对自然和社会的简单化的管理制度。第二, 极端的现代化意识形态, 即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掌握有强烈的信心。第三, 有的国家有能力用强制的权力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第四, 脆弱的公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3-5。
西方的现代化令人产生一种难以抵御的“敬畏感”:“在19世纪的西方, 一个人很难不成为某种现代主义者。一个人怎么可能不被科学和工业带来的变化震惊, 甚至产生敬畏呢?”[10]9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 那么国家的权力, 即费孝通所说的“横暴权力”在处理具有自治传统的乡村, 即“同意权力”时[11], 国家工程的“横暴性”便显露无遗。而在“城镇化/逆城镇化”过程中, 如何在“横暴权力/同意权力”这两种权力之间取得协调, 尤其是前者降低身段, 俯身听取来自乡土社会的意见, 尊重主人对自己家园未来的设计, 将有利于城镇化与逆镇化之间一种新型的双向对流关系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 一些国家项目是否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生存伦理”, 而成为某种意义的“道义经济学”[12]。比如就城镇化工程而言, 让农民抛开祖祖辈辈的土地和祖厝, 强制他们迁居到城市生活;他们学会、掌握了在城市生存的能力了吗?如果没有, 且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何以持续生计?对于这些进城的农民兄弟, 他们所面临的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艰难地在陌生的城市挣扎、生存, 自力更生, 慢慢地成为“城里人”。二是把现在难以为计的困难全部上交给国家, 由国家负担。三是返回故土。无论何种选择, 对农民而言, 都是艰难的;对国家来说, 也是困难的。我们不需要在某个时段把农民都“请”进城 (比如今天的城镇化) ;也不需要在某个时段把城里人“号召”到乡村。所以, “逆城镇化”还包括进城农民重新返回故乡, 重新创业, 重振乡土社会, 在新的社会发展的形势中重新创业;而不只是那些投资者到农村的“资本逆返”。重要的是, 无论发生什么, 都应该是形势所致、自然的, 而不是人为的、“运动式”的。
结语
中国自古有“社稷”之称, 以白话表述, 就是在土地上耕作的国家。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观念、概念, 如“一点四方”、“地方”、“井田”、“里甲”、“城邑”、“街坊”等, 都深刻地羼入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基因。我国所有重大的政治、智慧、谋略无不基于传统“农正”、“农本”的思想根基。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所有帝王、领袖、政治家、仁人智士无不强调“农正”、“农本”的原因。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也是中国的国情。
今天, 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交流机制, 即以乡土为“祖厝”与城市之间形成双向对流。就此而言,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构成一种天然的对话机制。笔者甚至认为, 后者是对前者所带来的问题, 比如过度化、行政化、人工化的“刹车”和矫正。(作者：彭兆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