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对于解决筹资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加快形成财政优先、金融倾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血脉，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资金来源的主渠道。
(一) 乡村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有规模巨大的资金需求
乡村产业振兴的资金需求主要源于产业发展、村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或农业现代化，当前乡村产业不仅包括农业产业，也包括许多涉农非农的新兴产业。农业产业的主要资金需求在高标准农田、水利系统、农业道路等基础设施、农业机械和设施、农产品加工物流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新兴产业主要有乡村旅游、森林康养、乡村民宿、农村电商等行业，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本身有大量的资金需求，此外，与之配套的道路、旅游设施、电商平台和物流网络的资金需求大幅增长。2006年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估算2006—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15-20万亿，12但后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修正为同期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是5万亿[17];王铁从农业产业、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6个方面估算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为18万亿[18]，陈祖英等匡算的资金需求为8万亿[19];也有学者把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结合起来进行资金需求预测，结果是35-40万亿[20]。根据多种测算方法及结果，本文认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15-20万亿处于中间水平，是比较客观的，也就是平均每年需求大约1万亿。对比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是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建设和现代化过程，目的不仅包括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包括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必然包括县城以下乡镇的城镇化建设和新村建设，特别是对基础设施要求较高，乡村振兴的投资强度至少是新农村建设的2倍，因此，每年的资金需求大约在2万亿，从2018年到2035年约需35万亿。从融资结构看，大约是农户、企业和财政占30%，银行贷款占70%。如果这样，“农村贷款”需每年新增1.4万亿，年均增长率约为6.1个百分点13。从历史最高贷款增速和目前较低的增速判断，从贷款规模看银行业比较容易满足这个需求。总之，乡村振兴在资金投入上面临着三个突出矛盾:银行资金富余但金融工具不足、政府积极推动但财政资金有限、工商资本充足但投资渠道单一。
(二) 乡村振兴的巨额资金需求需要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社会融资规模14以来，它趋向性特征是: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贷款占比不断下降，企业债券和表外业务融资占比不断增加。乡村振兴的资金需求较大比重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对资金需求结构的判断是长期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收益率低、见效慢，需要银行长期贷款或资本市场的融资。由于商业银行资金的趋利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率难以满足要求，商业银行不愿发放长期贷款。总体而言，根据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展趋势性特征，可有三个渠道或创新来解决:第一，通过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券。由财政或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由农村信用社或农商银行代理，按商业化原则，将筹集的资金运用到乡村，增加乡村振兴资金投入。第二，可从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融资。2016年涉农企业从股票基金市场、债券市场融资3021亿[21]，只占农村贷款 (23万亿) 和农户贷款 (7.08万亿) 的1.3%和4.3%。这部分由于起点较低，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才能满足需求。第三，乡村振兴还需要更多的从非银行金融机构或组织获取资金，如保险赔款、小贷公司、贷款公司等，也包括乡村振兴 (私募) 基金、农业担保公司、农机金融租赁、农业产业引导基金和基于专合社的资金互助等创新形式。
(三) 乡村空间形态转变需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实现空间布局转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使得乡村的空间形态发生转型，从而要求农村金融体系的空间布局必须转型。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振兴的空间规划，随着路、电、通讯等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乡村的空间形态必将从过去的单线联系到网络联系，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城—镇—村”距离变近和通勤时间缩短，二是村庄之间的距离缩短和更加便利。随着乡村人口总量减少，较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和撤村并村必将发生，更多的居民将通过城镇化，迁移到小城市、县城，在乡村的部分人口也主要在中心场镇、中心村和居民点聚居，现有金融网点与人口难以匹配;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许多存取服务、支付服务电子化，又将加重现有的网点、设施和机具闲置和浪费。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保险监管部门尽管当前对农村金融网点撤并严格管理，可以预见，届时将会放松对网点调整的限制，而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也须提前谋划农村金融网点的布局，早日实现机构和网点布局的转型。
(四) 乡村生产和生活主体的多元化需要乡村金融服务多样化和高端化
从生产主体看，乡村主要以小农户为基础，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新产业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农业生产主体既有百亿资产之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有小至资产几乎为零，贷款需求几千元的贫困农户;既有家庭经营的农户、股份制的农业企业，也有股份合作制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社，需要多样化和多水平的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同时，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需要更多的风险管理和保险服务。从生活主体看，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改善，逆城镇化将同时发生，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和更多的城市居民到乡村定居，乡村将增加更多城镇居民，这些将成为相对的高净值客户，增加需要更多的财富管理服务和社会保险服务。因此，今后较长时期内，乡村金融服务的供给的主体、产品和方式都将发生转型，从金融服务产业振兴而言，农村金融机构需要更多提供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一站式服务;从金融服务居民生活而言，农村金融机构需要更多的提供社区银行、社会保险、资产管理、电子支付等金融服务。同时，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农村金融与农村社区服务、农业科技服务的融合也是发展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