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文化自组织的发展机制研究-中机院产业园区规划网

如何扭转乡村衰败的趋势, 重塑乡风文明体系, 成为新时代的重大命题。关中农村的自乐班组织, 有着自主性、灵活性、公益性的特征, 它在精英动员支持下迅速发展又因成员分化而衰落、重生。积极的组织成员、广泛的地域社会支持和乡土文化成为自乐班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 民间文化自组织——自乐班发挥着繁荣乡村文化、塑造文明乡风、整合乡土社会的积极功能, 有效遏制了乡村衰落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地方政府应加大培育民间文化自组织, 通过文化涵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精英人才走向城市, 农村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大量外流, 农村地区呈现出“空心化”趋势, 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伴以民工潮和现代传媒的兴起, 农民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自我意识不断提升, 同时这也促生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个人主义, 乡村社会出现无公德的个人、孝道的衰落、公共舆论的沉默和灰色势力入侵等“村将不村”的社会事实, [1]熟人社会网络亦面临着分崩瓦解的风险, 基层社会秩序受到剧烈影响, 乡村社会不断衰败, 令人担忧。与一些乡村走向颓败的趋势不同, 地处渭北高原的L村呈现出一片文化繁荣的景象。笔者调研发现, 该村社会流动程度相对较低, 相当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仍留守村庄, 种植果树、花椒等经济作物, 邻里守望互助, 村庄安定有序。L村民间戏曲爱好者组织———自乐班已运转20余年, 成为整合乡村文化、积累社会资本、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自乐班这一民间文化自组织如何实现以上功能,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又能发挥哪些积极作用成为本文的问题意识。

本文将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农民自组织进行考察。经济学中的“资本”进入社会学领域经由布迪厄与科尔曼的发展, 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将资本的形式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语言资本、学术资本、社会资本。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他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2]科尔曼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 认为“他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 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的实体”。[3] (P354) 帕特南将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 他指出:“这里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 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学者从嵌入视角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了有益拓展。例如, 波茨将社会资本视为嵌入的结果, 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5]。罗纳德•博特从“结构洞”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产生, 并将之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做了区分, 具体化为“权力、声望、社会资源”。林南认为,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获得, 并将其操作化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7] (P24) 。布朗力图对已有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整合, 他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阐述: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可以称之为嵌入自我的观点, 强调个体通过社会网络 (自我包括在内) 调动资源的潜力;中观层面上称之为结构的观点, 讨论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宏观层面上称之为嵌入结构的观点, 关注“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性质的影响, 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网络构建、变化和转移的动力的影响。[8]现有社会资本研究基本上从以上三个层次展开, 形成了关于社会资本作为结构性资源的共识。

在中外学术交流中, 社会资本理论被介绍和运用到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包先康和朱士群、张伟明等学者将社会资本应用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包先康依据普特南的定义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即“熟人关系网络、村规民约和乡土信任”[9]。帅庆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信”等规范作为乡土特色纳入社会资本中, 指出乡村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中社会成员长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历史传统、习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 这一关系网络将产生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 通过信任和互惠最终促进共同体成员之间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马得勇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观念性资源, 认为信任与合作是其核心要素, 互惠、互助乃至宽容是其外围要素。[11]李佳、郑晔考察了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 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虽尚不统一, 但这一理论的建构已日趋成熟, 国内学者考察了乡土社会的社会资本形态、要素及作用, 推动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本土化。然而, 既往研究对民间自组织如自乐班这一非正式组织的维持机制、积累社会资本的关注不足, 对民间组织促进社会治理和乡风文明的功能分析不够, 本研究将采用社会资本视角对之予以分析。本文经验材料来自笔者及课题组成员2018年8月的驻村调研。

L村位于渭北高原东部, 现有耕地2000余亩, 主要种植葡萄、苹果等鲜食水果, 花椒、核桃等杂果及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世纪之交, 在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的带动下, L村掀起了农产品收购的热潮, 一大批村民由此致富, 经济发展迎来了短暂的辉煌。受市场变动的影响, 农产品收购的热潮退却以后, L村经济一度陷入低迷, 传统的小农经济面临着技术与市场的双重困境, 村民的正常生活难以维系。自精准扶贫全面实施以来, 相关部门及单位在该村实行了产业扶持、生态补偿、教育扶智等一系列扶贫措施, 逐渐改变着L村的面貌。与此同时, 沉寂已久的民间文化自组织———自乐班亦焕发出新的生机。

罗家德、孙瑜等强调了“动员精英”在农村自组织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关系社会中, 自组织能否发生的关键不仅在于社区自身是否拥有基本的社会存量, 也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或若干个民间领袖或精英”。[13]杜赞奇在研究中国近代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指出, 乡村精英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 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出任乡村领袖。[14] (P5) 在L村的文化网络中, 自乐班的形成离不开村庄文化能人的推动。

1997年, 原在县文化局任职的杨明德回到L村, 受到县文化组织的启发, 为丰富晚年生活, 寄托对秦腔文化的热爱, 召集村中喜好戏曲与擅长音律的村民, 组建了自乐班。杨明德不仅是文化能人, 同时也是社会能人。一方面, 他在县文化局工作, 具有较普通村民更高的知识水平与眼界阅历, 能够主动引进外界的组织文化并使之自然无痕地渗透并扎根L村;另一方面, 他相对于L村并非外来者, 他与L村均不需相互融入适应的双向过程, 这不仅节省了相对封闭的村庄接受和适应外来事物的时间, 而且降低了村庄内部排斥新进文化的可能性。作为L村村民的杨明德, 在村中天然拥有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 并因其在县文化局的任职经历被村民视为乡村精英, 从而具有了高于普通村民的威望与荣耀。因此, 他在村中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以他为中心的社会网络随之延展, 这也使他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 用以推动自组织的发生。

自乐班的组建在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间组织重新兴盛的L村具有首创意义, 其首创性有二:一是作为民间自组织的自乐班是脱离了政府与市场作用完全由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 不具备明确的经济或政治目的, 不同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村民小组等;二是作为文化组织的自乐班以口口相传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将传统戏曲表演及其文化内涵传递给村民, 避开了市场化冲击下的利益追逐, 具有超出经济意义的文化价值。自乐班的产生对传统价值体系日趋瓦解的乡村社会具有重塑文明乡风和重构乡土文化价值体系的作用。

自乐班成立1年后便得到迅速发展, 很快进入成熟和繁荣期。该时期的自乐班, 在资金资源配置、人员构成、运行模式上都已趋于完备, 参加各种演出的机会很多, 并且配有完备的戏服、化妆、乐器、音箱。自乐班在周边村庄的演出大受欢迎, 源于其组织内生的动力和外部社会的认可。

就自乐班组织自身而言, 其动力源泉是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志同道合的村民通过自乐班这一纽带被联结在一起, 在相互熟识的过程中产生了共同的组织目标, 即将自乐班发展壮大。这一组织目标与其组织运作形式直接相关, 因剥离了权力和利益的复杂博弈而变得纯粹, 从而更易催生出统一的内生动力, 促成组织的发展壮大。这一内生动力的直接表现是, 组织成员在付出排练时间, 出资购买戏服、化妆用品及乐器音响等方面积极性高。在组织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自乐班受到广泛认可, 村民家中办红白喜事, 多会主动邀请自乐班前去表演, 自乐班频繁地出现在乡村舞台, 其成员也越来越多。

该时期村两委也给予自乐班一定的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 成为其迅速发展的一大推力。从整体社会环境的角度看, 自乐班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突然产生于文化生活趋于凋敝的传统乡村, 满足了村民的文化生活需求, 成为其获得社会认可与支持的重要基础。

繁荣过后的自乐班并未能逃过一般社会组织盛极必衰的发展过程, 然而在自乐班由繁荣期向衰落期的过渡之间存在着一个分裂期, 该时期自乐班依然维持着表面的繁荣, 但其组织内部已发生结构性分裂, 矛盾重重。

短暂的辉煌极大地激发了自乐班成员的表演欲望, 人人争当主角, 作为特定场域的舞台的斗争性特质逐渐凸显。行动者凭借不同数量和质量的社会资本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场域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 去探究塑造行为的潜在的、不可见的关系而不是常识性范畴所赋予的所谓的“特征”。[15]这时, 共同的组织目标已经屈从于个人及由小部分人所组成的小团体的目标, 组织结构遭到破坏, 分裂为多个利益结合体, 围绕着角色分配展开竞争。但由于是以主角为主体的竞争, 故而这一利益竞争并非仅限于角色分配层面, 更多在于对组织内部社会阶层和地位的追求。角色的重要程度导致了其扮演者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 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阶层分化。

在乡村熟人社会, 自乐班主角不仅意味着更多的表现机会, 更意味着在自乐班所覆盖的甚至整个村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象征着权威、荣誉与声望。在乡土社会, 主角的身份赋予扮演者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 而是无形的荣耀及情感满足, 主角可以使他在人前更加“体面”, 在乡村邻里之间更有“面子”。所谓面子, 就是指人们在交往关系中获得的受重视、受礼遇、受关照的感情力量与感情砝码, [16]在国内学者对于“关系资本”的应用中常作为一种传统社会资本形式而存在, 主角可以利用通过角色身份获得的“面子”在村庄其他事务中争取主动地位。

自乐班的内部矛盾破坏了其原有的组织架构, 使其从内部开始分裂, 进而走向解体。之所以将该阶段称为衰落期而非解体或消退期, 是因为自乐班作为L村唯一的文化自组织自成立以来便生生不息, 自我繁育, 从未完全消失。组织解体是瞬时的概念, 而衰落更多体现了组织发展下行的一个过程, 这一过程历经8年, 最终走向的不是组织的消亡, 而是组织的重生, 这背后的维持机制正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议题。衰落是分裂的必然结果, 分裂期隐藏在组织内部的小团体逐渐偏离组织中心网络, 从组织结构中分离出来, 但小团体本身并未完全解体, 成员之间依然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 维持这一联系的纽带正是共同的戏曲爱好, 这一内生因素不仅在组织成立初期增强了组织凝聚力, 促进组织发展壮大, 更在组织衰落期作为一条联系着原组织成员的情感纽带维持着分裂后的小组织的生存。

自乐班的重生是以衰落期的长期积淀为基础的。由于自乐班成员均为同村村民, 邻里守望、互通有无, 处于传统的熟人社会网络中, 其间牢固的社会纽带关系不会因为外在组织的分裂而断裂, 建立于趣缘之上的自乐班的产生基础即是对于戏曲的爱好, 共同的爱好成为稳固成员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戏曲爱好者纷纷加入各个尚未崩裂离散的小团体, 促使小团体逐渐壮大, 最终吸收融合了其他同质团体, 形成了新的组织, 自乐班由此获得重生。重生之初的自乐班由于多年的分裂离散难以回到繁荣期的辉煌, 却意外地凸显了其“自乐”的本质特征:成员定期到固定地点排练, 充满竞争的舞台回归日常生活的平静, 大戏变小戏, 轮流演唱, 不分主配角, 从而消减了其原本场域的斗争性, 更好地维持了自乐班作为民间自组织的正常运行。

根据自组织理论, 社会系统自组织具备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四个特征。[17]罗家德认为自组织相对于他组织而言至少具备三个特性:一是一群人基于关系与信任而自愿地结合;二是结合的群体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三是为了管理集体行动而自定规则、自我管理。[18]生长于L村的自乐班受社会环境影响, 具有独特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公益性。

自乐班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土壤中自我生成、自我发育, 未曾经过复杂的筹备与成立过程, 自主意识较强。在缺乏外力支持和推动的情况下, 自乐班的产生与发展更多依靠的是其内部的力量, 并随着内部力量的消长而变化, 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再到重生的曲折历程。尽管缺乏强制外力的自主性曾经导致了组织的分裂, 但在其长达20余年的维持和生长中, 自主性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自乐班是一个相对松散自由的自组织, 没有严格的组织规则, 成员们不受明确而具体的规章制度束缚, 仅是自觉地遵守着组织成员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下所形成的无形的自然规范, 这种无形的规范更多是同一制度环境下的社会共享观念。例如, 自乐班排戏多安排在农闲期间, 平时若成员家中有事或农活要干均可不到, 组织的运作高度服从于农民的生产生活, 具有非强制性及较强的灵活性。

自乐班所生产的是一种公共娱乐产品, 公益性是其最大特征。不同于传统的“戏班”, 自乐班以“自乐”为目的, 在娱己中娱人, 不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具有明显的去经济化特征。自乐班持续为村民提供娱乐产品, 满足农民文化娱乐的需要, 与村庄社会保持着和谐稳定的关系, 有效地避开了现代市场的冲击, 以其独特而稳固的形态长久地存在于孕育它的L村。

自乐班成员构成与传统乡土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紧密相关。首先, 在性别分布上, 男性多于女性, 且男性在自乐班中多作为拉弦、敲鼓等伴奏者出现。这与传统父权社会下男女有别的封建礼教和性别分工有关, 男女两性在心理和生理构造上的差异使得男性有更大优势从事农业体力劳动, 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农业社会, 男性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不再仅仅局限于维持家庭生产方面, 而逐渐上升至社会地位层面。在尚未被完全现代化的L村, 传统思想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女性被赋予相夫教子的责任, 不应走出家门参加自乐班一类的社会组织, 而男性则可在劳动之余, 参与一定社会活动。拉弦和敲鼓等乐器演奏相比较唱戏而言, 需要更多专业的技巧。社会给予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大的自由空间涉及更多家庭以外的社会事务, 掌握更多的信息和技能。

其次, 在年龄分布上, 自乐班成员中50岁以上的有11人, 40—50岁的有3人, 40岁以下的多为已出嫁的年轻女性, 约有4人。2018年以前有两名20岁左右的女性在自乐班中演唱, 现已出嫁至邻村。整体而言, 自乐班成员是趋于老龄化, 50岁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 该群体一方面“有闲”, 大多已退出农业生产或结束外出务工, 进入居家养老状态, 以唱曲拉弦自娱, 充实晚年生活;另一方面, 这一群体较现今30岁以下的年青一代曾更多地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 许多老人表示, 他们“听着秦腔长大, 从小就唱”, 对于秦腔文化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情感, 内生的情感驱使他们加入自乐班, 并长期在其中发挥作用。而年龄相对较轻的群体, 多为嫁入本村的女性, 同年龄段的男性大多已经外出打工或从事农业生产, 在“有闲”方面不如女性。这些年轻媳妇在从事家务劳动和简单的农业劳动之余, 有大量的时间在自乐班中发挥兴趣专长, 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再次, 自乐班成员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一般村民且经济条件中等, 统计显示, 自乐班现有成员大多为退休教师、工人等, 有一定的音乐才华。在L村这个存在大量贫困户的贫困村中, 自乐班成员却均非贫困人口, 依据众多致贫原因来对其成员构成的阶层特征进行分析, 原因有二:第一, 自乐班成员或许不算村中的富人, 但他们基本的衣食住行能够得到满足, 不必再为了自己或家人的生活而奔波, 当物质不再作为他们的第一需求而存在时, 精神娱乐方面的需求才能逐步凸显;第二, 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条件, 在医疗卫生相对落后的农村, 疾病是一个重要的致贫原因, 参与自乐班进行排练与表演均需一定的体力, 故而健康的身体是其成员所应具备的一项必要条件。

自乐班成员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农村, 类似于自乐班这样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并不会被纳入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 但在L村却发生了相反的现象, 生活面向依然朝内的相对保守和封闭的村民对于家人参加自乐班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支持是相对于反对而言的, 或许并非利他性的强烈支持, 但至少是不反对和默许。其中最值得强调的是, 年轻媳妇参加自乐班得到了公婆的支持。

由于乡土社会中老人地位较高, 一般不会受到子女的阻碍, 而子女尤其是年轻儿媳参加自乐班也未受到老人的阻止,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L村老一辈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正在消解。在传统农村社会, 长辈是决不允许儿媳外出参加社会组织与活动的, 不仅是因为要求儿媳恪守妇道, 操持家务, 更是因为社会上的组织与公共活动往往淡化了男女界别, 尤其是自乐班这一类的戏班组织, 在“真真假假假亦真”中的表演中, 男女两性极易越界, 发生感情。自乐班中年轻媳妇得到家庭的支持, 体现出农村的社会文化领域正经历着转型和变革。

自乐班成立以来, 迅速得到了所在农村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包括情感和物质两个层面。其一, 自乐班成立之初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吸引了村民的兴趣, 通过精彩的表演获得了乡里的认可, 越来越多的人到场欣赏他们的表演甚至请他们到家中协办红白喜事。这份情感层面的社会认可对自乐班的发展壮大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其二, 自乐班得到了来自村委会的物质支持, 村委会为自乐班提供了音箱等一系列配套的小型设备, 用以表达对之合法性的认同, 以适当的物质支持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

地方的物质支持建立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 这一认同包含着对其合法性地位的承认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认可。代表村庄权威的村委会对自乐班持有较为坚定的肯定态度, 这使得自乐班成员在微薄的物质支持中感受到了饱满的情感支持, 在建基于情感爱好的民间自组织中, 情感支持在渗入组织的过程中往往被组织成员无限放大, 从而发挥着远大于物质支持的作用, 促进自组织的长久维系。

“自乐”即娱乐自己。自乐班成员均是乐器和秦腔爱好者, 参加自乐班是出于兴趣而非利益, 他们不求工资补贴, 甚至自备乐器参加演出目的在于娱己, 具有去经济化的性质。自乐班解散后, 分裂的松散小型自娱团体依然得以存留, 为自乐班的重组奠定了基础。这种从个体身上迸发的对唱戏的热情是维持自乐班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自乐班的发展壮大是基于村庄的辐射效应, 由于自乐班经常在村庄各地表演, 丰富的戏曲内容激发了村民的兴趣, 许多人“听着听着就想唱了”, 由此吸引了一大批村民作为新成员加入其中。作为一个文化性质的自组织, 自乐班产生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源于组织成员, 更源于其所传播的文化的生命力。前文已经提到, 自乐班成员中的一大组成部分是退休教师, 文化程度较普通村民高, 可被视为地方文化精英。而作为经典文化的秦腔表演依然采取着“演出-观赏”的传统形式, 演出是精英间合作的产物, 可以说是精英的集体的文化思考和表达[19], 这种精英主导的文化形式阻碍了观众的表达与参与。但在流行文化日渐兴起的背景下, 经典文化在民间的表达形式亦发生了转化。自乐班的文化形式对传统的精英与观众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中和, 去除了其中具有隔离作用的有形的专业性舞台, 使得精英与观众处于同等的文化空间内, 生于乡土民间的秦腔并无过高的演唱技巧, 在传唱中即可习得, “听得多了就会唱了, 想唱了就去唱两句”, 普通听众与参与表演的文化精英之间的壁垒被打破, 两者身份的转换获得可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乡风文明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 如何发掘本土资源塑造文明乡风成为一个时代命题。L村自乐班成立20年来, 经历了组织蝶变, 与此同时, L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 然而该村并未走向日趋衰败的道路, 这与自乐班的持久运转、文化涵养密不可分。在乡村振兴进程中, 自乐班发挥着繁荣乡村文化、塑造文明乡风等功能, 不断促进乡土社会的整合, 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

现代文化在城镇化背景下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击着乡村文化, 然而, 乡村文化固守着或大或小的独立空间, 不断地进行自我繁育与再生产。在L村的狭小社会空间内, 自乐班的产生挽救了乡村文化的衰颓趋势, 由点至线再到面完成了乡村文化的再造与繁荣。

自乐班所表演的秦腔形成于秦, 精进于汉, 昌明于唐, 完整于元, 成熟于明, 广播于清, 几经衍变, 蔚为大观, 是相当古老的剧种, 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20]位于关中地区东部的L村正是后秦腔的发源地, 因而具有秦腔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秦腔在L村代代相传, 老一辈人大多是“听秦腔长大的”, 他们作为自乐班的主力成员, 突破了内容与形式而赋予秦腔更多的农民情感。在民间艺人渐少的同时, 专业化的秦腔表演艺术家亦远离民间, 登上了国内外的专业舞台, 使得秦腔文化渐渐从其生长发育的乡土社会中退出, 在基层民间面临着凋敝的局面。自乐班的出现挽回了这一局势, 它摒弃了市场化的经营模式, 直接以表演形式将秦腔这一公共文化产品呈现在村民眼前, 不需华丽的舞台与高额的入场券, 在村口、巷道、门前无处不见他们的身影, 他们在“自乐”中承担起传统民间艺人的职能, 同时又摒弃了民间艺人的经济化特征, 以更加原始和纯粹的方式传递着秦腔文化。由此, 自乐班在L村勾画出以秦腔文化为核心的现代乡村文化起点。

不同于广场舞等一般的娱乐活动, 秦腔除其表演形式的文化价值外, 其表演内容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 承载着传统文化中有关正义、孝道、善恶是非、为国捐躯等情怀精神。自乐班以口耳相传的形式, 将传统文化精华化为通俗易懂的秦腔戏, 在面临着现代化冲击的村落中传播忠孝节义与家国情怀, 并将之转化为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 称得上一项村落社会道德建设工程。

李鹏程和倪志娟则认为:“所谓文化整合, 是相对于文化失范和文化不协调的前提情况而言它既是指一种文化内部的各种文化特质和各个文化层面按一定秩序相互结合并在功能上达到相互协调的过程, 也是指多种文化在接触、交流、冲突等矛盾交织的过程中, 通过调整、适应、创新、融合等文化实践手段在物质层次、制度层次以及精神、心理等深层次上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公共体的过程。”[21]自乐班产生作用的载体是L村特有的乡土文化, 其内部蕴含着由于血缘、地缘或是阶层分化而导致的不同文化特质与文化层次, 在具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文化中形成了某种张力。自乐班使杂乱无序的文化相互协调、融合, 形成了能够代表村庄社会主流意识的精神文化, 极大地增强了村庄的凝聚力。

伴随着农业文明的衰落, 产生于传统熟人社会的乡风也面临着现代性危机———丧失原有的完整形态。自乐班作为民间文化自组织, 本身并不具备文明规约的作用, 却通过组织运行完善乡村社会网络, 产生密集的社会资本, 促进熟人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社会资本的产生问题上, 狭义和中层的概念都强调社会资本来源于关系网络结构, 更深入一层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来源于促进合作行动的规范、网络以及信任。[22]自乐班成员在排练和演出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 在地缘联系的基础上建立并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趣缘纽带。组织外部的村民亦能通过观看表演建立起与内部表演者之间的联系, 促进了彼此的交往与熟识, 使得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更加紧密。

在费孝通对熟人社会的定义中,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23] (P6-7)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乡土信任来源于对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重复熟悉中的自觉遵从, 具有天然的非契约性质, 一个拥有较多乡土信任的人通常被认为有较高的威望, 能够在乡土社会的各项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彼此信任与互惠的前提下, 自乐班成员自发地出资购买乐器设备, 提供自家门前空地作为表演场地。此外, 在L村仍然保持着诸多集体文化活动, 如每逢春节、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节日, 以巷道为单位的村民便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祭祀拜神活动, 各家各户出资搭棚, 自备水果、花生等祭祀贡品, 邀请自乐班在所搭建场地表演。在转型中的乡土社会, 自乐班就像一个楔子, 它的一次活动就是对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一次小范围整合, 在公益性组织的示范下, 村民间的互惠不断增加, 共同促成乡土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回归, 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加剧了城乡人口流动, 越来越多的农村精英外流, “空心村”危机凸显。伴随着乡村人口外流, 熟人社会网络逐渐缩小, 乡村社会资本存量大大减少。L村能够在此趋势中仍保留着其原有的熟人社会形态, 得益于孕育于其中的民间文化自组织———自乐班的持久运转。自乐班通过“排练-演出-观赏”多方互动的文化形式增加了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内部成员与外部观众之间的熟识度, 将现代化浪潮中走向疏离的村民重新纳入熟人关系网络, 找回了乡土社会原始的“熟悉感”, 产生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如乡土信任、合作、互惠、宽容等, 用以化解乡土社会中的矛盾及冲突, 巩固既有的公共道德规范并使人们自觉遵从, 避免走向伦理道德观的虚无主义。

如何扭转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才、资金外流的衰败颓势, 全面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议题。我们认为, 各地应当基于乡土社会传统重塑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风文明体系, 规范乡村民众行为, 净化乡村社会风气。地方政府应大力培育民间文化自组织, 提供适当物质与情感支持, 挖掘并激发组织维持和发展的内生力量, 重构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网络, 增加社会资本存量, 通过文化涵养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作者：周丹丹魏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