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既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 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也是全面系统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框架、总方案和总思路。分析“三农”问题的成因和理清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 有助于深入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和关键。在此基础上, 建议采取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科学编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加强五级城镇体系的规划建设、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农村基层党建基础等6个方面的措施, 以更好地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战略部署, 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乡村振兴战略从战略目标、实施路径、人才支撑、体制机制创新、资金支持等方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思路和总方案, 是新时期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行动指南。乡村振兴战略是为了系统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 梳理“三农”问题产生发展的历史成因, 理清解决“三农”问题的逻辑脉络, 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和发展机理, 准确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 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基于此, 本文从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建议3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 以期对更好地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有所裨益。
一、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分析
“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3个方面纵横交错、农村与城市共同作用形成的系统性问题, 其产生和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发展战略和产业自身的原因。从历史的因素看, 主要是由于建国后我国施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附属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其相关的体制机制,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 农村资金被过量抽走,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造成人地矛盾尖锐、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业比较效益很低, 而农业比较效益很低又导致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不愿意投资于农业和农业技术改造, 最终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同时, 由于二元社会结构排除了竞争机制, 使社会趋向僵化、懒惰、保守, 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1], 加上“行政主导的二元结构基本隔断了城乡间的土地流动, 人为地设置高昂的要素配置交易成本, 导致要素流动效率极为低下”, 这种二元结构阻断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现代要素的流入, 降低了农业要素投入效率和农业产业比较收益。从要素投入上看, 由于家庭承包制下农户经营规模狭小, 对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集聚能力有限, 产业附加值难以大幅提升。因此, 白永秀认为, “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村庄规模狭小, 生产要素分散, 且处于静止状态, 无法流动, 难以形成集聚效应[3]。从产业自身发展规律上看, 由于农业的自然和市场“双风险”特征, 投资农业的风险相对较大, 农业对外部要素的吸引力降低;同时, 受报酬率递减规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影响, 农业的比较利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受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 农业资源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 而外部资源却很难依靠市场的力量进入农业领域[4]。这些因素客观上制约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使得农业因缺乏要素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而逐渐衰退。
农村作为承载农业相关要素发展的空间载体, 也因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所推行的农业经济政策, 破坏了中国农村内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机制与环境[5], 减少了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社会事业投入。同时,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后, 老龄化、妇孺化与空心化相互交织, 造成农村普遍的家庭撕裂、社区邻里互助传统削弱、优秀乡村文明衰减、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遭受破坏, 社会治理面临较大挑战[6]。加之广大农民工进城打工后开阔了视野、增加了收入、增加了身份感和认同感, 农村已经不能满足在外打工农民和本地居住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的需要, 而引发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镇居住, 广大农村在人气不足和设施失修的情况下陷入日渐凋敝的境地。而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别, 直接导致了农民综合素质的弱化, 他们严重缺乏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并且呈现代际传递的态势[5]。同时,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生产、大市场”的农户经营结构, 必使得农民在技术选择、生产投入、资源配置、专业分工等行为上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优化[7], 导致农民收入在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 由此引发了农民的相对贫困和大量外流。
综上所述, “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农业比较收益低下, 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 农业难以集聚发展所需的要素资源, 难以实现现代化改造。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的小块化、分散化、封闭化经营, 难以产生规模集聚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三是传统农业是具有自然和市场“双风险”特征的行业, 产业发展成功率不高, 加上要素投入的积极性不足, 导致传统农业发展缓慢。四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下, 农业长期处于向外“输血”的状态, 农业农村投入严重不足, 降低了农业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五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相关的政策体系阻碍了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 使农业农村长期得不到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的“滋养”,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缓慢, 农业比较收益低下, 加剧了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外流, 导致农业衰退、农村凋敝和农民贫困的“三农”问题。所以, 解决“三农”问题, 应该重点解决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 核心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 以提高农业产业比较收益, 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农村要素向城市和工商业单向流动的问题, 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现代要素“下乡”发展, 为农业发展提供要素保障, 为农村繁荣增加人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 为农民提供稳定可观的收入、体面的生活、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是厘清乡村振兴战略相关要素的内在逻辑关系, 而厘清乡村振兴战略内在逻辑关系的核心是找到和破解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点:一是破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使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能够进入农业农村, 激活乡村振兴发展活力;二是提高传统农业的比较收益, 通过高收益吸引返乡农民工和现代城市要素进入农业农村发展, 为乡村振兴提供要素支撑。
(一) 破除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畅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渠道, 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集聚发展和优化配置;通过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模式, 促进土地等要素的相对自由流动, 稳定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预期, 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产业效益;通过创新农业金融制度, 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发展, 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 提高农业资本投入效率;通过创新人才体制机制, 畅通“三农”工作队伍流动渠道, 让更多的人才服务“三农”发展。只有通过以上方式, 从制度、科技、资金、人才、土地等方面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提升农业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为农业比较收益的提高提供源源不断的要素支撑, 才能激发乡村振兴发展活力,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二) 提高农业比较收益
通过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比较收益。一是提高原有产品的品质, 通过农田整治和农业设施改良, 提高农业种植的规模化、科技化、生态化水平, 降低产品种植成本, 以优良品质提升产品价格, 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 进而提升农业产业效益;二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如改种品质更优、营养更好、价格更高的水果或中药材, 以优良品种提升产品价格, 通过改变农业种养殖结构提升农业比较收益;三是延伸农业产业链, 以农业产业的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为基础, 通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特色农业观光旅游、休闲体验旅游、科普亲子游、乡村民宿等方式,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 用二产、三产反哺一产, 提升农业产业综合效益。
(三) 完善优化农村地域功能
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生态化、融合化 (1) 、高端化发展, 必然带来相关要素的集聚, 如农业科技人才、本地农村居民、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回乡创业就业的农民、到农村经营的城市青年人群、到农村养老居住的城市中老年人群、到农村休闲旅游的城市中青年人群、服务本地农业发展的“三农”工作队伍等。这些人群都要在县、镇、村三级城镇体系中合理有序集聚, 他们到乡村旅游或发展, 将对农村地区的地域功能 (2) 产生新的要求, 如自来水、下水管道、污水处理、网络与无线信号、银行网点、购物、公共交通等与城市接近的配套设施, 将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规划和建设。未来的农村将以开放共享的理念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由于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田园风光、清新怡人的空气, 农村将不再是农村人的农村, 而是城市和农村共享的农村, 如农房向城里人出租、土地向城里人出租、特色农产品向城里人出售, 这也正是未来农村的发展潜力所在。因此, 必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体制, 实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8]。立足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好农村道路、房屋、污水处理等功能设施的建设, 推进“产村融合” (3) 发展。使其既能够满足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又能够满足城里人休闲居住的需要。让农村不仅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也成为城市居民下乡生产、生活、旅游的好去处, 成为城乡居民共享的生态佳园。
(四) 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和获得感
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要素和主体,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农民将不再受地域和身份的限制, 农民将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实现身份的更迭和收入的不断增加, 提升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 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 一部分适合从事城市工商业的农民将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 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部分适合从事农业产业的农民或农民工将通过家庭农场、公司、专业合作组织等方式走上农业产业工人和农业经营者之路, 实现不出家门就可以增收致富;一部分城市工商业者和技术人员将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到农村从事农业产业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 农民的收入来源将进一步拓宽, 土地股份入股分红收入、农房出租收入、就地打工收入、农业经营收入、外出打工收入, 都将成为未来农民的收入来源, 以此增强农业农村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 可以通过以下逻辑框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即体制机制创新 (夯实农村基层党建)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农业 (乡村旅游业) 比较收益提升—相关要素集聚—农村人气提升—农村功能完善和设施完备—要素进一步集聚—相关产业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农民收入和获得感 (图1) 。即以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城乡要素优化配置为目标, 推进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如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 最终实现农村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与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的良性互动。根据区域的自然条件、资源特色、地理区位等比较优势, 科学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 以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平台集聚各类要素资源, 以提高农业比较收益为核心吸引各类要素到农村发展, 发挥要素集聚效应, 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效益;现代农业 (乡村旅游业) 发展所需要素的集聚, 将对农村中生产、生活和发展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文化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 以完善村庄发展功能和社会有序发展为目标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农村功能完善和治理有序将优化农村生产、生活、发展环境, 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农民提升综合素养和增加收入。农业 (乡村旅游业) 发展将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收入和生活保障, 农村的繁荣将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提供更加美丽的环境和完善的社会服务。
图1 乡村振兴内在逻辑分析框架图 下载原图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路径, 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提高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 吸引更多城乡要素投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因此, 需要从提高思想认识、制定发展规划、创新体制机制、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农村基层党建等方面综合考虑、统筹兼顾、分步实施。
(一) 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充分认识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是高度重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性。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振兴, 农业人口的城镇化、农业的规模化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比较收益的提高、农村配套设施的建设、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可能一蹴而就。日本的乡村振兴历经了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的近40年时间, 韩国的“新村运动”也经历了长达30年的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即到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大约也要经历32年时间。所以, 必须摒弃盲目求快的短期思维, 避免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搞成一场浅尝辄止的“乡村振兴运动”。二是高度重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复杂性,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 宏观上涉及制度建设、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等, 中观上涉及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农业结构调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等, 微观上涉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基层党建等。在实施过程中, 必须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试点与推广的关系[9],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 凝聚全社会力量, 加强部门协作, 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二)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是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各项体制机制障碍,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是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的规划体系。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规划体系, 创新城乡规划管理体制, 建立城乡规划协调机制, 加快推进城乡“多规合一”, 形成城乡统筹、相互衔接、全面覆盖的城乡规划体系[10], 促进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城乡市场的有效对接、城乡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 提高城乡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创新农村土地使用制度, 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土地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载体, 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合理组合和优化配置最终都需要落到某块土地上, 因此, 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关系到其他各类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发挥作用程度。要积极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的经营权流转、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差别化宅基地使用制度、“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经营权流转”的土地整治激励制度等农村土地利用制度[11], 增强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动性, 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土地的资产和资本权能, 让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进入农业农村发展。
三是健全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制度, 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资金可获得性。要通过健全完善社会诚信体系, 扩大社会诚信体系内容覆盖范围, 提高失信成本, 降低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信用风险。加快“制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 发挥好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主体作用。建立健全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 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制, 按照“风险共担”的原则, 以政府财政涉农资金为基础, 积极吸收社会资本投入, 探索设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担保基金和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贷款贴息基金。同时, 为有效防范抵押人的道德风险, 可设立由借款农业经营主体按借款金额一定比例缴纳的风险保证金, 以降低银行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 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在市场化条件下对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
四是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 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2014年, 习近平在河南兰考同焦裕禄干部学院部分乡村干部学员座谈时指出:“乡村处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末端, 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 在座各位可以说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 位子不高但责任很大。” (1) 要继续优化乡村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 健全完善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制度, 把好优秀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选用关[13]。积极创办县委党校、农民夜校、职业学校, 加强对基层党员党性和能力的培训, 以及对本地农民的技术培训。通过“构建城乡教师互派交流、教研教学联动机制”, 以及建立职称评定向拥有农村工作经历的教师倾斜等制度, 促进城乡教学质量均衡发展, 提升乡村地区教育水平。
(三) 科学编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 乡村将被赋予更多的内涵, 未来的乡村将是一个集居住、农业、旅游、休闲、观光、养老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城乡居民共享的区域。这种功能的复杂性和建设的阶段性将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涉及到“人、地、钱”三大基本要素的有效整合, 特色优势产业的选择和空间的优化布局, 以及相关的道路、通信、文化、卫生、教育、生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因此, 需要一个系统的规划, 促进各类要素在乡村的优化布局和有效整合、要素效益的更好发挥、各项设施的高效配套, 以满足未来乡村要素集聚对各项设施功能的有效需求。
一是加快编制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规划, 根据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 以及各地方未来人口变动的趋势, 在保障粮食安全、构筑生态屏障、促进城乡要素优化布局的基础上, 科学编制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规划, 加强规划的约束作用和引导作用。二是按照“优化空间布局、促进产业发展、集聚要素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加大环境整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 以及“生产生活生态”和“宜居宜业宜游”的原则, 科学规划村庄内部的功能分区, 推进村庄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 (地) 市级城镇体系规划“四规合一”, 以增强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统筹性和协调性, 以解决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人往哪里去、地从哪里来、钱往哪里投”的问题。三是加快编制不同区域全覆盖的村庄空间布点详规, 对乡村振兴中的农业产业布局、村庄空间优化以及资源和环境保护发挥关键性的引领作用[6]。四是紧密结合各个村庄的自然环境、要素禀赋和地理条件, 结合实际科学论证, 做到分类指导、因村制宜、精准施策, 彰显地方特色和乡村特点, 并根据产业发展基础和要素配套能力制定好近期和远期发展目标规划, 以增强规划的可行性。五是加强农村集体组织建设。要通过加强农村集体组织班子建设、改善农村干部待遇、加强业务培训和党性教育等方式, 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发挥好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乡村振兴实施主体的作用, 保证各项规划的顺利实施。
(四) 加强五级城镇体系的规划建设
城镇是承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各类要素的空间载体, 不同的城镇集聚不同层次的要素, 这种要素的集聚将对周边地区发挥重要的要素配给和产品集散作用。因此, 必须做好五级城镇体系的规划建设, 以解决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人往哪里去”“公共服务设施向哪里配套”“要素在哪里集聚”“产品在哪里集散”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有的省市县三级城镇体系的基础上, 加强对特色 (中心) 乡镇和特色 (中心) 村庄的规划和建设, 以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 使未来留在农村发展的新农人和“三农”工作队伍及其家属子女, 以及进入农村休闲旅游、养生养老的城市居民能够更好地生产、生活、发展和享受。一是加强对特色乡镇的道路、交通、信息、燃气、物流、给排水、污水处理、文化、卫生等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和投入, 使其成为从农村向城市输出农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农业服务人口的重要聚居地、初 (高) 中教育和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集中地。二是按照“宜居宜业宜游”和“生产生活生态”的要求, 以建设田园综合体和居民聚居点的方式, 加强对特色村庄的道路、交通、信息、自来水、污水处理、文化、卫生等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和投入, 使其成为未来职业农民的主要聚居地、城市居民到农村休闲度假旅游的目的地、农村小学幼儿园教育的集中地。
(五) 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通过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 通过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规模化水平, 以及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式, 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比较收益和要素吸引力。一是因地制宜选择好特色优势产业。特色优势产业是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需要根据乡村所处的地理环境、生态环境、区位条件、人才支撑、市场前景等因素, 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 选择市场潜力大、群众带动力强、生态保护好、产业辐射带动能力大的产业作为乡村的特色优势产业。二是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展好特色优势产业。要通过完善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利用智能终端、机械化操作、现代种业、现代生物技术、生态环保、“互联网+”等现代科技, 提升特色优势农业产业的科技水平, 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知名度, 使传统农业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降低市场和自然风险, 提高农业产业的比较收益。三是运用市场化手段运营好特色优势产业。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农业产业的发展, 具有周期长、市场和自然风险大、涉及利益主体较多等特点, 既需要基层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更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采用市场化手段推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 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以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扩大产业辐射带动面。依托本地特色资源, 立足乡村特色优势产业, 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产区变景区、产品变商品、农房变客房”, 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形式, 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六) 夯实农村基层党建基础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 这句话深刻反映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本细胞, 是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和村民利益表达及情感诉求的桥梁”[16], 是“农村建设的领导者、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农业发展的推动者、是农村治理的主导者”[17], 是领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心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夯实农村基层党建基础,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18]。一是选好用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领头雁”作用。“要尽量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性强、有事业心、能吃苦耐劳和有奉献精神、为人正直公道的优秀党员选拔到党支部中来”[19], “采取自愿报名和他人举荐相结合的方式, 将能力较强、威信较高、有一定经营管理头脑和一定产业发展规模的人选出来, 作为党支部书记。同时, 从文化程度较高、外出务工回乡的青年中选拔有专业技术和致富能力的年轻人作为党支部书记”[20]。二是处理好党建与本地发展之间的关系,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和服务水平。领导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体现之一,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要通过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 按照“党建+”的模式, 把支部建在农业产业基地、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中, 促进党组织向产业链延伸, 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本地经济发展的能力, 实现基层组织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机融合。三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指基层党组织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精神文化活动、革命斗争和社会变革活动的能力”[21], 主要体现在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贯彻能力3个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一方面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书记和优秀党员在教育引导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清本地发展思路、破解本地发展难题、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等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把支部建在文化兴趣小组和科技服务小组中, 发挥好党员在带头发展产业、带头开展文化活动、带头传递科技信息和宣传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 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和凝聚力。(作者：詹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