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的背后体现出极强的权力配置逻辑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此次雄安新区的设立规格极高，定位深远，堪称我国2017年开年来最大经济事件。短期内的资本追捧不能代替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雄安新区的发展价值依然要放在资源空间集聚、经济增长模式创新等基本逻辑下来审视。

 

        尽管从各项统计数据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初步形成L型增长的底部筑底态势。但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债务泡沫风险过高、新的经济增长点动力不足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特别是由于资产价格膨胀引发的债务膨胀风险依然存在。尽管统计口径不同，各方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但是我国全社会债务水平依然维持在250%以上的高位这一判断基本是被公认的。从我国目前债务风险控制的思路来看，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通过债务置换降低短期债务压力；二是挖掘居民杠杆潜力，通过居民消费端增加杠杆的方式，减轻企业端债务杠杆压力。

 

        从实施效果来看，前者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对银行坏账压力的冲抵上。根据2016年12月的数据显示，我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比率由上季度的1.75%降至1.74%，其农村商业银行不良率下降最为显著，降至2.75%，但是股份制银行的不良率却由1.67%大幅升至1.74%，国有银行的不良率也从1.67%小幅升值1.68%。这表明债务风险在银行系统的蔓延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在经济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的前提下，核心银行系统的风险压力依然很大。而居民端加杠杆的效果相对更为显著，尤其是对与房地产领域的去库存效果尤为显著。一线城市继续维持高位增长，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增速也已经开始赶上。特别是长期疲软的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2016年11月份房价同比增长9.24%，创下2014年7月以来新高。

 

        但是，造成资产价格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的货币超发，在政策性腾挪的前提下，债务风险暂时不会爆发，但是债务结构的时间、空间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风险隐患。尤其是债务杠杆对于房地产的依赖性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还在加强，特别是各股份制银行的债务风险暴露期并没有结束，大量的债务风险还在发酵。结束宽松周期，货币收紧是政策趋势，但是在如此庞大的债务压力下，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迟迟不能退出宽松。考虑到中央指定的6.5的增长目标还需要完成，我国货币政策依然需要提供相应保障。但是货币的投放渠道和投放目标需要慎重选择。此时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无疑是为下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着力点。

 

        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深远，长期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化我国城市布局空间，从根本上对化解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风险进行尝试；二是提供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范例，为培育中西部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经验；三是从国际视角优化我国北方经济影响力，防止面对东北亚国际竞争压力时，由于东北经济迟迟没有起色，我国在北方缺乏经济型中心城市承接。但是短期内看，最为直接的影响机制依然和货币政策息息相关。雄安新区的规划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而其本身地处所谓“环北京贫困带”，基础设施环境、人力资源储备都极度不足。为了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必然需要新一轮的投资加入，以完善当地的各项建设。背后必然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支持。而这种增长性货币投入，较之于继续在一线城市进行泡沫型投入，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任何泡沫的兴起和疯狂，其本质动力都来自于预期和货币膨胀。由于我国目前并不适用于快速退出宽松周期，推断中性货币政策将是未来的货币政策核心。特别是即使在降息空间已经不大的情况下，我国还维持着较高的存款准备金水平，一旦有必要，即使不降息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依然有维持经济增长的宽松空间。因而关键在于扭转预期。此次雄安新区的推出，无疑使得一线城市资源永远集聚的预期有可能会被打破。一旦成功，也将对其他一线城市的泡沫控制起到示范性作用。

 

        但是纵观我国新区建设历史，除了深圳和浦东，成功范例不多。雄安新区的背后体现出极强的权力配置逻辑。而北京的资产泡沫预期也源于此。北京最为核心的功能就是其所拥有的对全国资源进行决定性配置的功能，这种功能集聚的预期能否打破，决定着雄安新区建设的成败，其中的不确定性，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