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住区公共空间规划思路——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1、研究背景
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成为了中国和新加坡政府之间的重要合作项目，园区参照新加坡的规划理念进行基础规划与建设，在规划组织布局上，采用了清晰的分等级规划并参考了新加坡的邻里中心的规划原理。既有的政策和研究对这种规划系统的转译均缺乏批判性分析，对一些基本理念的翻译亦缺乏批判性的甄别，这让新加坡的很多观念和理论在园区没有能够真正生根发芽，有些甚至产生了背道而驰的结果。

园区与中国大部分新区一样，在过去的二十余年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开发模式的肆虐，在城市化过程中建成了大量的住区。在房地产业兴起的过程中，许多人性化的需求被边缘化，高密度住宅常被视作居住的机器，封闭式小区内的公共空间往往无法真正促进邻里交往抑或缓解居住心理压力，更无法有效促进社区凝聚力的形成。如今，园区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在其转型升级过程中，正面对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本文通过剖析园区与新加坡在住区公共空间在形态和属性上的本质差异，旨在探索园区在新加坡的理念基础之上及大规模住宅的建设和人口聚集的现实下，如何形成新的住区公共空间思路，引领更具人文关怀的、更具社区氛围的住区建设。

 

2、住区及其公共空间规划
2.1 规划层级翻译的再探讨与再认知
新加坡公共住宅（组屋）由建屋发展局（HDB）主持开发，其等级分明的综合性规划系统和公共空间营造合理应对了高密度住区的诸多问题。苏州园区充分借鉴了新加坡新城（New Town）的规划经验，从各个层次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新加坡的规划理念，并结合了我国居住规划特点和园区具体情况，形成了清晰完整的城市结构。在新加坡规划系统转译至中文的时候，中国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翻译，而有些基于字面含义的翻译较易造成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混淆和含义不明。

有学者将新加坡的规划三级结构翻译成新镇（New Town）、小区（Neighbourhood）、邻里（Precinct)[1]，这里将neighbourhood翻译成“小区”，而在中国城市语境中的小区一般泛指封闭小区，新加坡模式下的neighbourhood从尺度到内涵并不对应中国城市背景中泛指的小区；亦有学者的研究将新加坡祖屋规划结构的层级翻译为，即市镇（Town）,邻里（Neighbourhood）,邻区（Precinct）、住栋（Block）和居住单元（Apartment)[2]，相较于“小区”，这里将neighbourhood直接翻译成“邻里”更加妥帖，邻里可以用于指向超越家庭地缘场所的邻居及关系，并涵盖更大范围的地缘空间，同时将precinct翻译成邻区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precinct紧凑的区域概念；还有学者将规划等级翻译为新镇（New Town）、邻里（Neighbourhood）和住宅组团（Precinct)[3]，相较于将precinct翻译成邻区，“住宅组团”以简练的语言更加清晰的定义和具体描述了precinct，即在新加坡背景下的通过场地合理规划设计，形成内向型紧凑的住宅组团，并重新配置组团周边的公共空间。

在对翻译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后，为了防止中英文混淆，本文在以下叙述中对于新加坡的规划层级论述只使用英文，对于园区的规划论述只使用中文。从苏州园区的居住用地分级规模来看，每个居住组团可以容纳300～1000户家庭，和容纳400～800户的precinct基本属于同一层级；300～1000户在园区基本为一个小型封闭小区，和大型封闭小区内部的一个组团。苏州工业园区最开始采用的规划模式试图强调居住区规模以上策划层面的城市组织，企图弱化小区概念，希望加强组团层面和小型社区层面的组织。但实际中，由于中国住宅小区的围墙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真正组团的概念基本形形同虚设，并未从空间形态上形成基于城市肌理的住宅组团，小区的界限仍然是划分城市空间形态最强特征。

2.2 规划层级中的公共空间
在新加坡，每个neighbourhood可以容纳4000～6000户家庭（2万～3万人），每个neighbourhood设置了neighbourhood centre（邻里中心区）包含市场、餐饮中心、医疗点、宗教建筑和小学等公共功能，neighbourhood centre的服务半径为400米，各邻里单元又分为precinct，即400～800户家庭可以共享儿童游乐场、篮球场、健身点等日常活动设施。在苏州园区，较为突出明显的新加坡元素便是邻里中心，园区的邻里中心旨在为居民提供综合性日常生活服务，服务半径500～800米，服务人口2万～4万人。邻里中心设置超市、银行、通信、餐饮、维修点、生鲜菜场、卫生所等12项基本功能。

在新加坡的规划系统下，new town,neighbourhood和precinct有层级清晰的公共空间，而与居民日常生活最为息息相关的，即是precinct的公共空间，每个precinct都有各种各样的居民娱乐设施，包括游乐场、健身角、多功能球场等。苏州园区在各个层级上也设置有公共空间，如邻里公园、街道、住宅小区内部的公共空间。在苏州园区这种城市新区，大部分新建小区内部都设立了绿色的开敞空间和设施，与precinct的公共空间有相似之处。园区规定住宅区公共绿化宜集中布置，组团集中绿地面积一般不得小于400平方米，并设置相应的老人和儿童活动场地。园区这种层级清晰的公共空间看上去和新加坡规划规划系统下的公共空间十分相似，但实际上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城市管理下带来了公共空间深层次的差异，这种将新加坡住区公共空间不加深思地移植，也导致了园区的住区公共空间诸多症结。

3、园区住区公共空间的症结
3.1 架空层的属性不明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为了给社区营造创造出更多机遇，“组屋底层”（Void Deck）作为一个独特的设计元素被引入新加坡的公共住宅区中。组屋底层变为架空层，其设计十分简易，旨在为居民创造出可供聚会和交谈的空间，并为居民提供举行社交活动空间，同时也扮演着社会空间和庇护所的角色。这也是建屋发展局（HDB）努力在新加坡的密度极高的住宅环境中试图为居民提供一种可以“解脱”的住区公共空间，它介于家与城市公共空间，并远离工作场所。在新加坡住宅的架空层，孩子们把它变成一个玩耍的地方，对于家庭来说，底层空间可以变成婚礼和葬礼的活动空间。架空层同样是一个适宜于躲避不稳定的新加坡天气的场所。与新加坡的住宅相似，园区的住宅依照新加坡经验延续了底层的架空层。在《苏州工业园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年版）》中规定，住宅区内至少30%的住宅基底面积应进行架空（底层住宅除外）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在近年来的实际设计中，开发商考虑到高层集合住宅的一层并不容易销售，而对底层的完全架空会大幅度提高楼盘品质和档次，一些开发商选择了对小区所有住宅底部的完全架空或超出30%进行架空。

在新加坡住宅区的公共环境中，组屋底层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户外社交空间，为邻里间的不期而遇带来了可能性。苏州园区的架空层虽然存在，但小区场地设计上大多并没有考虑架空层的实际使用和本应用的公共属性：如园区大部分架空层都没有设置任何座椅，实际上让人很难停留。如有些架空层完全被绿植包围而没有形成从外部空间有效可达的通路，最终成为了仅隶属于本楼栋的“孤岛”空间，所以在小区/组团内也无法形成连续贯通的底层公共空间系统。反观在新加坡，大部分的底层架空空间与道路等其他公共空间形成了贯通（图2），也与其他楼栋的架空层形成空间的贯通。即便是与绿植相邻，也都留有足够的公共空间及路径以便行走，这种贯通的公共空间有效地促进新加坡住区中架空层的实际使用和更大地缘范围内的邻里互动。

图2 新加坡的住宅底层空间与道路形成连贯空间

3.2 围墙带来的差异和问题
新加坡的precinct是空间形态下聚合的组团，这种地缘界定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并没有围墙进行界定和划分。苏州工业园区延续了中国城市普遍的封闭小区形式，小区围墙的设置使住区公共空间产生了本质上的改变，带来了公共空间在属性、设计和使用上的深层差异。如上文所讨论的架空层，由于新加坡的邻里并没有围墙的概念，其底层架空空间可以在多个precinct之间形成连续且可达的公共空间。苏州园区虽然延续了住宅底层通透，但组团没有延续“不设围墙”，所以架空层仅限于在小区之内，形成一定程度上通透的底层，而小区和小区之间完全隔离的关系使得园区的架空层不具有空间延展性。园区的围墙规定高度不得大于1.8米，且要求采用镂空形式，虽然已经从规定上尽可能减弱这种围墙的存在感，但墙内的绿化带，也进一步让道路、邻里层级的公共空间与小区内的公共空间远离和割裂。

由于园区封闭小区的边界是围栏，所以底层无法设置有路边店，而在新加坡住宅的沿街底层则多设置有药店、幼儿园、小卖店等贴近日常生活的公共功能（图5）；在苏州园区则需要走出封闭小区，并步行至400米步行范围内的邻里中心。在新加坡，由于没有围墙，precinct的底层如不设置路边店，架空空间仍然可以直接面对道路，方便居民也同时方便路人，这种住区内的即时可达有效增强了宜居性，也给架空层和住宅本身带来更多活力，让住宅本身并不成为边界严格限定的封闭空间。

图5 在苏州园区围墙将小区内部空间与街道分割。八达街。
 

3.3 Precinct与社区精神
苏州园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直接参考了新加坡公共住宅（组屋）规划的体系，但却缺乏对新加坡规划体系形成的历史进行充分的反思。新加坡公共住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历经多个阶段，通过不断反思和不断更新精神内涵，才形成如今的格局。Precinct到底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加坡早期的公共住宅及公共空间更强调功能性，不是充当社会空间，而neighbourhood和precinct的设置与设计均包含了某种社会议题和构想。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关社区精神（Community Spirit）和睦邻友好（Neighbourliness）的问题成为了新加坡公共住宅发展中的重要议程。政府组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居民之间的邻里关系被发展是认为是仪式化，表面性且难以维系的[4]。在新城发展的第三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加强社区营造和更好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precinct的概念才得以正式落实，这一概念在neighbourhood这一层级下，增加了强化了集群内聚式的紧凑空间形态的子层级，并借此为社区创造出一种宜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成的环境。Precinct的概念中，公共空间的意图要远超越了空间本身而充满了社会关注，其公共空间旨在吸引不同经济、种族、社会、职业背景的人，并为住区组团创造一种标识和归属感，这种社会性的关注，正是园区的住区公共空间缺少的。

4、解决思路
园区的公共空间虽然与新加坡公共空间的规划颇有相似之处，但园区对住区公共空间的规划仍然处于一种“物理性”的层面，缺乏公共空间“社会性”的思考。在园区，架空层丧失了其公共属性、楼栋之间的架空层亦无法贯通，以及住宅小区围墙导致小区内公共空间与街道和邻里公共空间的隔断，均使得围绕住区的公共空间缺乏系统性连接，无法形成连贯的真正具有系统连接性的公共空间。从结果上看，高层住宅中对架空层这一楼内唯一公共交往空间的忽视、住区中楼栋之间疏离的关系、小区之间疏离的关系，实际上都体现了公共空间层级之间的“裂痕”，也同时反映了积极邻里关系和社区凝聚力的缺乏。

园区拥有大量外来人口，积极的邻里关系和社区凝聚力是很多从外地来在园区奋斗工作的年轻人和从外地来看护孙辈的老人们亟须的社会支持。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打造组屋架空层其中的一个重要意图，即在为许多刚从村庄重新安置的正在适应高层和高密度生活环境的居民提供聚集场所，作为他们以前公共聚集场所的替代品。苏州园区亦需要更友好、更便捷、更有人情味和社会考量的公共空间，促进居民有效的日常使用和相互交往，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人与社区之间更广泛的连接。

结语
住区是组成城市的基本元素，也是园区城市转型中重要的单元，而对住区公共空间的打造是创建具有特色的复合型多维立体的社区的重要实践舞台。园区亟须积极反思住区公共空间的社会角色与能动性以及真实物理环境下的公共空间，如何被各种类型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体验的问题，从政策、设计和城市管理上积极弥合各层级公共空间之间的“裂痕”。住区的公共空间不应只创造物理空间．更需要建立起居民、住宅和社区的情感纽带。公共空间概念的重点在于其“公共”的属性，而园区住区公共空间的营造，是一个将其从空间形态的设计转向实现空间社会意义的重要过程。（作者：韩佳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