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关系研究

田园综合体是乡村发展的主要抓手之一，研究田园综合体系统与乡村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准确评估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发展现状，更好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构建了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川省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创建以来（2012—2017年）其发展与乡村发展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2个系统间存在着耦合交互关系。2012—2017年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经历了极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阶段；2012—2013年处于失调阶段；2013—2015年处于拮抗阶段；2016—2017年为协调阶段。2017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发展水平均较高，但耦合协调等级较低。系统自身发展水平高，系统间耦合协调度不一定高。因此，唯有加强田园综合体和乡村发展间的协调关系，才能使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处于良性发展，最大限度发挥田园综合体对乡村发展促进作用。
 

引言

 

伴随着乡村旅游成为世界潮流，田园综合体应运而生，被作为助推乡村发展的重要抓手。田园综合体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在城乡一体化格局下，顺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及农村新型产业发展理念，实现乡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可持续发展[1]。田园综合体侧重于乡村地域空间[2]，注重实现乡村由简单的农作物生产到集生产、加工、销售、展示为一体的复合功能转变，由传统农业模式向“农业+农业文旅+地产”模式转变，由原来单一产业链向综合产业链转变，以及由原来单一的经济价值向经济、生态和生活多重价值的转变。发展田园综合体有助于提高乡村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水平，从而助推乡村发展。反过来乡村发展为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提供了其必须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及人力资源等条件，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田园综合体发展所处的环境条件及所需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田园综合体发展。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协调发展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更好地发挥田园综合体振兴乡村的作用、助推乡村振兴十分必要。

 

产业融合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强度、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3]，目前国内学者积极致力于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效。路小静[4]等认为美丽乡村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间存在明显互动耦合关系；周贵平[5]以江苏为例对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耦合协调性进行研究，认为两者处于磨合阶段；袁久和[6]等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模型，认为“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村发展处于较高的耦合度和较低的协调度水平；王中雨[7]对河南省2001—2011年的休闲农业和农业发展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认为其耦合度、协调度整体偏低；周艳丽[8]基于生态视角对海南省热带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度进行研究，认为海南新兴生态旅游必将成为海南的主旅游产业，带动农业发展。田园综合体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高级形态，近些年在国内发达地区得到普遍发展，但截至目前探索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十分少见。文章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首次构建了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发展协调关系进行分析，对丰富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及准确评估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发展现状，更好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02°54′～104°53′和北纬30°05 ′～31°26′之间。境内地势平坦、河网纵横、农业发达、物产丰富，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2016年，成都市接待游客2.0亿人次，旅游收入2 425.6亿元，同比增长22.1%。成都市拥有丰厚的农业旅游资源，其在深入探索农村土地改革和城乡统筹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自国内2012年第一个田园综合体出现后，成都市立足于自身要素禀赋、自然条件和传统文化，结合新型城镇化升级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和新时代乡村发展战略，积极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建设出一批各具特色、发展良好的田园综合体，并取得了良好效益。其中发展于2013年的郫都区红光镇多利农庄是成都乃至四川省最成功的田园综合体模式，其打造了40 hm2有机生态农业示范区、1.2万 m2温室大棚和分拣包装中心，并建设52万m2农村新型社区、63万m2家庭农庄和万亩有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安置600户农户1 800余人入住。2017年多利农庄销售额首次突破10亿，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发展。

 

2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该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川省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创建以来（2012—2017年）其发展与乡村发展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耦合（Coupling）指的是物理学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联合起来的现象[9]，各子系统配合协调、互相促进，则为良性耦合；反之则为不良耦合。耦合度则是用来度量系统间或系统内部要素间的协同作用[10]。该文制作了两类调查问卷，一类为田园综合体经营主体确定问卷；一类为田园综合体经营主体调查问卷，采用调研及实地访谈的方式，最终确定田园综合体经营主体数量、名单及评价指标发展数据，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得到各指标平均发展数据。截至目前，成都市田园综合体经营主体数量189个，经营主体名单鉴于版面原因，不作一一列举。乡村发展系统指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13—2017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2017年）》。

 

2.1 指标选取

 

田园综合体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村资产高效利用率、农业科技与农业产业链的共同建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农民创业增收。在遵循田园综合体特点的前提下选取田园综合体系统指标。乡村发展包括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3方面，在此3方面范畴内选取乡村发展指标。在遵循指标代表性高、兼容性广泛、可操作性强、数据可量化、指标间相互独立的原则，构建的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测度指标体系 

 

2.2 计算方法

 

2.2.1数据标准化

 

对正指标和负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以田园综合体系统指标为例）：

 

式（1）中，   xxij为田园综合体系统指标 i年份 j指标的原始数据；  、   xmaxj、xminj分别代表所有年份中 j指标所有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ij为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根据公式（1）计算指标标准化后数据见表2。

 

表2 系统指标数据标准化结果 

 

2.2.2权重计算

 

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①信息熵：

 

②信息熵冗余度：

 

③指标权重：

 

式（2）～（4）中，K =1/lnn， n为各系统指标个数， m为年份数量。计算得到权重结果见表3。

 

表3 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测度指标体系权重

2.2.3耦合协调度模型

 

参照前人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式（5）～（9）中，   Qxj、    Qyj分别为田园综合体系统和乡村发展系统指标权重；    Xxij 、    Xyij分别为两个系统指标标准化之后的值； C为耦合度值；T为两系统间综合协调指数； α 和 β 为两系统对乡村发展的贡献程度，根据两系统对乡村发展重要程度 α 和 β取值分别为0.4，0.6； D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度， D的取值介于0～1之间，越接近1，说明两个系统之间协调度越高，廖重斌[11]对耦合协调度协调等级见表4。

 

表4 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标准

 

3 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和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3.1 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根据公式（5）和（6）计算得到四川省成都市田园综合体系统和乡村发展系统评价函数 PX和 QY，根据（7）、（8）和（9）计算得到两个系统的耦合度、综合协调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见表5。

 

表5 2012-2017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度等级结果

 

 

3.2 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发展水平

根据表5，成都市田园综合体系统与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 PX和 QY可分为3种类型：（1） PX＜ QY，田园综合体滞后型，表明田园综合体对乡村发展的贡献作用小于乡村发展对田园综合体的促进作用；（2） PX= QY，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发展同步型，表明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发展水平同步，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3） PX＞ QY，乡村发展滞后型，表明田园综合体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大于乡村发展对田园综合体的带动贡献作用。2012—2017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系统与乡村发展系统发展水平关系见图1。

 

图1 2012—2017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系统与乡村发展系统发展水平关系

 

由图1可以看出，2012—2017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系统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上升状态，其在2012—2013年之间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5年发展速度逐渐变缓，2015年之后出现转折点，一直以一个较高速不断发展，直至2017年高于乡村发展发展水平。由此说明，2012—2017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不断发展壮大，田园综合体对乡村发展的贡献作用不断加强。 从2012—2016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系统与乡村发展系统综合评价值来看，田园综合体发展相对滞后，其发展仍需依靠乡村发展对其产生的带动作用。由于田园综合体属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产物，是一个新事物，因此其发展必将经历一个由缓慢到平稳再到快速的阶段。从成都市的乡村发展发展趋势可以看出，2012—2017年其发展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良好状态，2012年乡村发展发展水平为0.138 4，2017年就达到0.863 9，表明近6年成都市乡村经济、产业发展、农民就业、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善方面均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为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及环境条件，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成都市拥有丰厚的旅游资源，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发展体系也日趋完善，发展水平等级也在不断提高，借助成都市丰厚的旅游资源及较高的旅游知名度，以及乡村的不断发展，田园综合体发展不断壮大，直至2017年其发展水平超过乡村发展体统，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加强。

 

3.3 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由表5可知，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等级可分为3个阶段：失调阶段、拮抗阶段和协调阶段。第I阶段：2012—2013年的失调阶段。该阶段成都市田园综合体还处于刚起步时期，发展水平较低，而乡村发展在一个较高水平值0.1384开始发展，且处于快速发展，两者协调度为0，属于极度失调阶段；第II阶段：2013—2015年的拮抗阶段。该阶段乡村发展发展速度有所减缓，而田园综合体由于政府的高度关注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田园综合体开始快速发展，但两个系统之间并未发挥互补作用，属于拮抗发展阶段；第III阶段：2016—2017年的协调阶段。2年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系统和乡村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548 4发展到0.676 7，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伴随着田园综合体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多，吸引游客数量不断加大，其经营收入也实现快速上涨，为实现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解决乡村就业压力、促进乡村经济增收做了重要贡献。此外，乡村的不断发展为田园综合体数量的不断增长、规模的不断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环境设施保障，促进了田园综合体的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该文以四川成都为例，构建了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模型，对成都市田园综合体存在以来其与乡村发展二者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2个系统间存在着耦合交互关系。田园综合体发展水平由2012年的0上升到2017年的1.000 0，发展态势非常迅猛；乡村发展综合评价值从2012年的0.138 4上升到2017年的0.863 9，发展也比较快。当两个系统发展都处于较低评价值时，其耦合处于失调状态；伴随着田园综合体及乡村发展系统的快速发展，两个系统的耦合交互关系逐渐增强，耦合协调度转为协调；（2）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等级可分为3个阶段：失调阶段、拮抗阶段和协调阶段。2012—2013年处于失调阶段；2013—2015年处于拮抗阶段；2016—2017年为协调阶段。2017年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发展水平均较高，但仍处于初级协调耦合阶段，因此，并非每个系统自身发展水平高，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就高，唯有加强系统间的关联性，才能使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处于良性发展。

 

4.2 建议

经过6年的时间，四川省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从无到有，从低水平到高发展，但其与乡村发展的耦合协调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因此加强田园综合体和乡村发展间的协调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田园综合体对乡村发展促进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加强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其数量，发展多元化的田园综合体。充分利用乡村当地自身资源特色，建设有自身风格的特色小镇，实现田园综合体多元化发展的同时，提升乡村的宜居性，吸引农村外流人才返乡，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促进乡村人才发展。（2）经济是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加强对田园综合体一、二、三产业打造，着力发展乡村产业，政府予以政策及资金的扶持，提升田园综合体效益，促进乡村经济发展；（3）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打造乡村农业产业品牌，实现“一村一品”的良好农村产业模式，为田园综合体的落地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创新点：

 

（1）目前国内鲜有对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度的研究。该文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研究了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研究领域较新；

（2）该文构建了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都市田园综合体与乡村发展之间发展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方法较新。（作者：李楚鸿 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