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四五”宏观形势的研判，是做好集团型企业“十四五”规划的必要前提
“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和“中美竞争”是探讨宏观形势的逻辑起点。与西方基于市场主义的自由竞争、博弈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则是顶层主动构建的、围绕多层多维一体化规划下的生态共生共谋体系。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发展结构特征。
美式发展模式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权力传导，基层利益（私人利益）逐步向上传导、博弈为公共利益，并通过委托代理链来形成国家决策，并自上而下形成推进策略和权力释放，并以周期性更换代理人为手段更迭博弈平衡状态。中式发展模式则刚好相反，直接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代表最广泛公共利益而总体领导完成从蓝图顶层设计、权力集中以及高效的向下权力释放系统（国家管控体系）推进各项国家政策的落实，并在权力释放过程中基于基层反馈而形成政策的不断动态调节和优化。显然，二者在决策形成和权力运行效率上存在根本性的结构差异，后者比前者至少在实际运行时少了一个权力链传导环节，故从组织结构效率而言，后者更有优势。但后者也有两个致命的考验，其一是自我纠偏能力，其二是国家管控力。
（一）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之两个延伸话题
1.国家体系运行的自我纠偏能力？
传统观点认为，多党制是国家运行自我纠偏机制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多党制只是自我纠偏机制形成的条件之一，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横向纠偏机制”。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一党执政并非意味着失去自我纠偏机制，而这个自我纠偏机制的内驱力是数千年文明史与深入骨髓的中庸文化，我把它称为“纵向纠偏机制”。纠偏参照的坐标系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大一统治理和建国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经验，指导理论就是“中庸”哲学。正是这种中庸平衡器使得中国数次在极左与极右之间回归动态的平衡，而中国治理的艺术就核心表达为这个“度”的把握和拿捏。
2.国家治理与管控力？
首先，国家拥有足够的管控实力，贯彻能力不必怀疑；但管控力道肯定是权变的，自由与集中，市场与行政，国资与民资，速度与风险，“儒”与“法”……长期来看，应表现为围绕中庸、均衡这个“度”来波动。故而，讨论中国未来的国家治理和管控趋势，不能用极端化思维，也不必揣测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最终还是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复杂系统自身的自我均衡机制决定的。
（二）中美竞争之中国将凭何而取胜？
中国将获得中美竞争的最后胜利！这本质上不是一个预测，而是一种战略假设。
在我看来中美之战系统原因源于“四大陷阱”：表面上看是“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原因在于共同面临“马尔萨斯陷阱”，各自痛点为作为先发国的美国如何摆脱“廉价资源陷阱”，而作为后发国的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中美摆脱各自陷阱的战场重合，交叠为直接冲突区。
故而，中美竞争的终局在于谁能引领全球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赛点局在于中国能否尽早取得在基础科技和基干产业上与美国等量齐观的水平（例如核电、芯片、精密制造、生物科技、氢燃料、操作系统、新能源、工业机器人、“四基”科技等，这方面应多学习日本经验）并依托人口和市场优势取得领先；最终看谁能实现对现有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并大规模应用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新增量时代来临。届时，其他三大陷阱都将自然化解，全球格局实现真正重构。
相信这是中美斗而不破，彼此留有底线的原因，因为给对方一线生机也就是给自己许个未来。
中国此前40年改革开放的崛起，核心逻辑是通过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催生了庞大的制造规模和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放大工业制造的分工优势，制造优势又反过来刺激市场规模的放大，二者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效应，直到逼近存量技术水平能够支撑的极限——绝对极限是全人类面临的存量科技上限，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还有一个相对极限，即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全球领先水平之间的差距。
故而中国需要两步走：第一步，补足相对差距靠集中投入、集中攻关以及政策和资本引导（释放全社会的研发力量，尤其是头部企业的研发力量），这客观上会推动和加速产业的马太效应（即产业优势资源和人才向头部和优势企业集中，并由此形成更加牢固的科技竞争壁垒）；第二步，突破科技的绝对极限则要靠研发模式的彻底革命，这将是全人类都共同面临的命题。
工业互联网可能是一个关键依托：我认为工业互联网的本质不只是为了解决“个性化需求与大规模制造的矛盾”以及优化产业效率。国家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体系的建设，一个重要的效应便是大大促进研发效率的提升，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研发极大缩短研发效应向市场的释放周期，以及通过市场反馈形成对研发的精准拉动。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产业互联网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万物互联和智能算法实现全域大脑联网、人机联网，催生组织智慧、生态智慧，而这种更高级的智商与人机互联的单位基数和数据丰度存在指数级关联，犹如人类大脑的神经元数量直接决定了人类智商的突变——随着未来人机连接数量突破阈值，将迎来全人类研发模式的彻底变革。
在中国发展模式之下，面对机遇与挑战，宏中微各级主体是穿透的、同构的，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将毫无减损地传导至企业层面，反之亦然，真正做到了“命运共同体”。
二、从集团经济视角重点关注“十四五”期间国家战略的导向和趋势
1.“十四五”期间，中美竞争将接近或迎来赛点局（迎来的可能性较小，恐怕要到“十五五”），但离终局的到来还尚需时日。故未来5年，双方继续保持斗而不破是最佳选择，但中国面临的总体压力恐怕不会比目前小。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只是表象，根本压力在国内内部；要务必不能出现大规模恶性风险，例如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稳”与“控”将依然成为十四五的主基调，内不生变，外忧无患。这将直接影响企业集团十四五规划的总基调。
2.“十四五”是中国发展动力彻底换挡期的最后窗口，传统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城市化红利、技术转移红利、流量红利……）将彻底结束，新的红利期必须来临（5G新场景红利、数据红利、智能制造红利、科技创新红利、区域重构红利、乡镇农村消费市场的下沉红利……）；所有政策都必须确保这次换挡！只有这样，6%的年均增速才能保障，中国人均GDP才能在十四五末进入世行划分的高收入经济体12000多美元的门槛，真正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稳住局面，全力向终局发起攻势。企业自身的发展动力换挡也必将成为其十四五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3.“十四五”期间，为应对全面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重点将是扩大“对内开放”：其一，越来越多的国有垄断领域（如能源、军工、电力、通讯）应该向民资竞争性开放；其二，通过深化“混改”的方式，让民企共享国企的资源红利，同时“混制”持续改善和提升国企管理的机制和效率问题。
4.“十四五”期间，企业竞争的马太效应将进一步持续和加剧，政策和资源继续向头部和优势企业集中，这不仅会带来企业集团竞争模式的调整，更对其管控体系的重构提出全新挑战。
5.“十四五”将依然是一个新物种大量爆发的纪元，围绕5G和产业互联网的建设与应用，可能会出现拥有颠覆性力量的新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公司要做好有效应对颠覆性新事物和新变化的准备。
6.“十四五”期间，中国围绕“一带一路”的深度国际化将持续，直接投资而非单纯的资本输出应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模式，2025年目标要“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集团型企业当做好战略布局，准确把握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资和民资类集团差异和互补作用，布局全球化国际化。
国企是底盘，民企是发动机，混制企业是传动轴：在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下，国资民资是唇齿相依，互为掎角，缺一不可；国企的很多解决方案可能要到民企实践中去寻找，民企很多发展瓶颈的突破可能需要到国企模式中探寻。大型企业集团实施变革是一套多维度作用力共同推动的系统工程——认识统一，趋势洞见，整体谋划，模式与功能重构，组织结构异化，体制机制创新，反思迭代进化，上下同欲，内外同力，窥探复杂系统的运行机理，精准施策推动企业实现一场伟大的发展变革。面向“十四五”，我们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复杂性”挑战，理解复杂，解构复杂，驾驭复杂，重构复杂，是对国资民企能力的最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