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基于信息交流的要素流动又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基础，经济学理论就是讨论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增长就是不断挖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要素、技术和信息的组合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信息流动和完善的基础上，要素开始流动，与特定的技术结合，形成最终产出。三者互动合作，互相促进和加强，缺一不可。资本、劳动和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最近十多年新经济的迅猛发展，给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传统工业经济中，企业、个人、政府构成市场主体，这一模式是如何向新经济转变的呢？关键在于交易费用和信息收集与流通。交易费用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而信息的收集情况决定价格机制形成，信息流通反映要素流动速度。新经济时代，大数据收集难度大幅度下降，信息收集的规模经济也日益凸显，这赋予原有市场主体新的内涵。交易成本下降、规模经济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使得全球的研发、生产等会越来越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面对发达国家的先行优势，我国在全球生产布局中的地位将会非常不利，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成为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
发挥大国大数据优势，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源能够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组织者，而传统经济中，资源流动面临很大的信息壁垒，新经济时代，丰富的信息能够大大降低市场的不确定程度，使得资源以更快的速度流向正确的地方，促进经济增长。基于大数据的新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规模经济，而这对于中国这样市场规模巨大的国家尤其有利，这是中国发挥本土市场效应，在新的全球化模式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新经济时代，应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人才储备，加强理论创新，培育市场环境，发挥大国大数据优势，促进经济发展。
数据与信息的产权界定
一旦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必然具有资产的诸多属性，比如产权界定、资产定价等，这都是现阶段政策制定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产权界定是其他所有资产属性的前提，平台、企业、个人如何对个体信息及个体信息集合进行收集、加工、交换等，这些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支撑体系。这个问题对世界各国均是新问题，中国应该利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强和完善立法体系，促进新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占得先机。
关于生产组织模式变化的思考
传统经济中，企业和个人是最为核心的市场主体，而这种模式在新经济中很可能要发生变化。以共享为基础的平台经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平台、企业和个人成为核心的市场主体。由此将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例如，平台、企业和个人之间市场力量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权益分配；共享资源的大规模增加直接冲击关于企业边界的思考，这会催生一系列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面对这些新现象，需要有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更需要有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
关于规制的思考
整体而言，大数据信息显然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也应该看到，大数据福利效应背后有着非常强的分配效应。交易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上升越来越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而且随着分工的细化，产业内的产品替代弹性上升，使得自然垄断程度不断提高，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完善关于产业规制的制度，尽量发挥大数据促进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而在尽量不损失效率的同时，不断解决相关的分配问题。中国现阶段与垄断有关的产业规制还非常不完善，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都非常缺乏，今后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传统经济中，基于独有产权的生产要素生产独有产权的产品，通过产品的流动来实现要素流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一模式中，资本和劳动是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基于特定的资本和劳动，组织生产，并通过产品流动来实现的。而新经济时代，一般劳动的可替代性不断上升，从原有物质资本和技术中抽象出另外一个生产要素——数据在生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以预期，基于特定要素生产的产品流动将不再是全球化的核心，而金融资本流动将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关键。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变迁，物质资本不再那么重要，劳动力资本也不再那么重要，大数据和金融资本将越来越重要。与大数据和金融资本相关的数据产权、货币主权、思想创造等将重构现有的经济体系。各经济体的竞争将会越来越趋向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大数据资产、货币去中心化、国家企业化、企业国家化等新问题、新现象，以及基于这些带来的全球产业布局的根本性变化，将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越来越关注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