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带给武汉的机遇，不仅是制度的创新，更是理念的创新，相对于前两批自贸区，武汉亟待突破内陆性思维”。
武汉与其他自贸区共性：
用改革倒逼市场体系完善、政府职能转换
邢宏洋说，中国在全球发达地区受到不公正待遇很多，虽然我国已经过了入世辅导期，但仍有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除了国际上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确实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还需进一步开放，行政干预市场的事件还有许多，进一步开放的阻力和风险依然存在，因此要用改革倒逼市场体系完善。
从上海自贸区方案经验来看，对开放程度较高领域的外商投资事项，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于负面清单外的事项取消了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对于负面清单内的投资事项继续执行审批制，从而形成“审批+备案”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湖北自贸区同样承接了行政审批制度的重大改革，这是简政放权的重大突破。
武汉机遇与挑战:
是时候突破思维桎梏
邢宏洋说，相较前两批自贸区，武汉面临个性化挑战：“首批上海自贸区只有一个片区，从管理方面来看，整个行政体系更高效，另外上海货物通关也更为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一次检验检疫一次通关，但湖北没有直接对外的交通口岸，实现起来困难较大；第二批自贸区中，广东福建主要对标海峡两岸，主打粤港澳合作，存在粤港澳经济融合的战略，而湖北没有这样的‘外部’力量推动”。
“挑战即是机遇”，邢宏洋说，湖北武汉并非没有禀赋，正好借自贸区机遇扬长避短，来一场“思想革命”。他认为，首先应解决人的问题。“发展高新自主产业，发挥长江经济带示范和引领作用，主要靠人才，但武汉人才政策不够细致。以与自贸区对接的智力支持为例，上海自贸区借‘旋转门’引智，许多上海学者先进理念在自贸区得以实践。‘旋转门’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机制有助于观念和专业知识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顺畅交流。在美国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旋转’出去担任政府公职，同时前政府官员也会‘旋转’进来担任研究职务。武汉能否突破‘体制’内外的传统思维？”
其次，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设科技金融特区，“武汉成为非常重要的金融后台中心，湖北金融服务业辐射很广，但武汉融资侧重于公共系统，扶植龙头企业，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配置，还要打破思维壁垒，重大更要扶小，打造好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