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嵌入：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中机院产业园区规划网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与保障, 乡村振兴的多元融合、嵌入性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着高度的价值契合, 文化嵌入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和有力抓手。激活社会网络结构中的文化要素, 将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西方文化的精华嵌入乡风文明之中, 促进多种文化在互嵌过程中有机耦合, 在文化嵌入与融合过程中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是新时代振兴乡村文化、培育乡风文明、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现实路径。

乡村是处于整个经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共同体单元, 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乡村振兴实践必须借助强大的外力支撑, 立足农村依靠农民发展农业, 探寻构建嵌入融合的发展路径机制。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 乡村振兴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 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义与保障,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也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 其价值取向是多元文化的嵌入融合发展, 其有效路径是将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西方文化的精华嵌入乡风文明之中, 培育多元化的乡村文化传承创造主体。通过激活农民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自主性,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功能, 实现乡村文化繁荣兴盛, 提升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

嵌入性理论源于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中关于经济与政治社会关系的论述, 他提出“经济是嵌入并交织在社会与政治制度之中的”。格兰诺维特创造性地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 他认为嵌入就是人们的行为和制度是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受其影响和限制, 社会行动与社会现象都应置于关系、制度、文化场域中, 而不能简单归因为原子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他还批判了“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模型的不足[2] (P1-3) 。经济社会学将这种相互依存、影响和形塑的关系网络当做一种可以导致产出的社会资本, 这种社会资本有助于形成有机团结的共同体和共同价值, 增进认同互惠, 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3] (P20-23) 。祖京和迪马吉奥将嵌入性理论做了进一步拓展延伸, 把嵌入性区分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 其中文化嵌入是指共同的价值理念在形塑经济策略和目标上的作用[4] (P17) 。

随着经济社会学理论引入国内, 文化嵌入也开始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得到广泛运用。如张岳、熊花从文化嵌入的神圣性视角, 分析了化隆拉面馆经营模式的生成演化, 探讨了文化嵌入经济活动中及其对经济行动者行为的影响[5]。同时, 嵌入性理论也被运用于农村问题研究之中, 如陆益龙以政治嵌入为切入点, 考察了农业合作化与大包干时期小岗村的发展差异, 认为政治嵌入过度与泛化, 是导致农村经济自主性缺失、经济效率低下等问题的根源。赵艳龙在其博士论文《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乡村农民精神文化教育研究》中揭露了农村精神文化教育“脱嵌”的问题, 提出了构建多元互动、有机嵌入的农民精神文化教育保障体系的构想。刘升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嵌入性路径, 即乡村振兴必须实现农村与城市生产要素及社会结构的嵌入融合, 发挥城市与农村在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中的比较优势[6]。刘彦武提出, 嵌入性是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特征, 促进先进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嵌入耦合, 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7]。金绍荣、张应良则提出优秀农耕文化与乡村治理存在价值共融、过程互动与实践契合, 将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 以文化联通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之间的阻隔[8]。这些研究都为乡村振兴中文化嵌入乡风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自“十一五”规划纲要将乡风文明建设提升到农村发展战略层面以来, 党中央先后出台的一系列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制度都十分重视乡风文明, 就其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部署, 乡风文明程度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乡村形象与精神风貌得到较大改观和提升。但相较趋于成熟的城市文明与高速发展的乡村经济, 新时代的乡村文化仍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乡风文明建设仍不够充分协调。为解决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也明确指出:“乡村振兴, 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 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9]。文化兴盛则乡村活力显现, 优秀传统文化、先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嵌入融合, 能使乡风清正文明。因此, 明晰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的内涵和价值取向, 构建文化嵌入乡风文明的多重路径机制, 激活社会网络中的文化要素, 对于探寻文化嵌入融合过程中的主体培育及其自主性的发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化是文明的内在精神, 是构成乡风文明的内核与精髓。多样文化嵌入乡村社会之中, 不仅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融汇与发展, 同时也在构建共同体精神、规范乡村秩序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 文化嵌入也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了新元素与新动能。乡村振兴的要义是实现乡村社会融合协调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文化与乡风文明具有融合发展的共通性, 嵌入融合是二者的价值契合点与共同目标。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以文化嵌入为动力、嵌入融合为目标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文化与乡风文明的内在关联与价值契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 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状态与阶段, 是评判一个国家、社会共同体进步开化与否的标准。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福泽谕吉认为, 文明包含着两个方面, 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10] (P12) 。外在的文明主要是人们衣食住行等形式及其展现;内在文明则是由文化精神、核心价值体系等构成。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不是其外在的形式, 而是内在的文化精神。文化作为文明的内核与精髓, 是决定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指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积极向善、科学民主的先进文化是构成现代文明的要件。亨廷顿也认为,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 是放大了的文化, 各个乡村、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 也创造了多样文明[11] (P20-21) 。从内涵来看, 文明和文化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历史中积淀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思维模式等构成要素。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 到道森和施本格勒, 他们关于文明的定义基本都是围绕“文化”展开, 文化成为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汤因比曾提出, 任何一种文明都包含着一些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 而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以文化为载体, 才能触碰到该文明的实质[12]。乡风文明是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状态的外显, 既涵纳了外在物质富有, 也要求内在精神富足, 而精神的富足饱满则需要乡村文化的承继与涵养。乡村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 以乡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风土人情、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为主要内容, 以农民的群体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类型[13]。乡村文化在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乡村秩序、构建共同精神家园与认同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的乡风文明是以优秀的乡村文化为内核、载体和支撑, 构建起来的一种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与良好氛围, 乡风文明如浩瀚之大海, 需要乡村文化之干流的绵延汇集。文化让文明充盈而富有内涵, 经得起时间检验。乡村文化缺失必然导致乡风文明退步枯竭, 当前部分乡村乡风文明凋敝, 其根源就在于文化缺失、文化脱嵌导致的乡村精神萎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 坚持以文化人, 以乡村文化振兴驱动乡风文明建设的成功案例也不胜枚举, 这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证实了文化是构成乡风文明的核心要素。

马克思指出, 文化不仅是人类劳动实践创造的成果, 其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也是“时代精神”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他认为人类文明史就是文以化人和化物的历史[14]。也就是说, 文化作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 也反作用于物质世界或经济基础, 它寓于人们的思想观念, 凝结成时代精神与活的灵魂, 并推动人类文明的演进。文化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 文化嵌入就是要将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精华融合到乡村文化之中, 弥补乡风文明内在精神虚弱的不足。董欢认为: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等功能[15]。因此, 加快建设农村先进文化, 不断满足广大农民多层次差异化的文化需求, 是乡风文明建设的目标。文化嵌入赋予乡风文明新动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嵌入有助于充实乡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 营造和谐、友善、互助的乡村社会氛围。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嵌入, 为提升乡村生活品位, 净化乡村社会生态,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新动力。二是文化嵌入有助于凝聚乡村振兴的共识, 改变乡村文化荒芜缺失社会无序涣散的困境, 增强乡村社会的组织力。三是文化嵌入有助于塑造乡村文化品牌, 培育乡村经济新增长点, 以文化助推旅游等相关产业兴旺, 推动乡村市场化进程, 贯彻新发展理念, 促进城乡间文化与生产要素的融合, 为乡风文明注入新活力。当前乡村在物质文明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效, 但精神文化领域仍存短板, 乡村经济发展与乡风文明程度不协调的矛盾显现。因此, 新时代乡村振兴必须要以文化嵌入推动乡村文化繁荣, 探寻乡风文明的新动力与新生长点。

文明和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嵌入融合性, 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乡风文明作为乡村社会价值的外显, 是深深嵌入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 同时也嵌含融合了多元化的文化要素。因此, 嵌入融合也成为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与目标。一方面, 乡风文明不是独立的脱嵌于农村社会文化网络的, 而是嵌入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网络之中的;另一方面, 构成乡风文明的道德、价值观及各种文化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嵌入融合的。正如本尼迪厄特所主张的, 文化是个体的互嵌融合, 是民众的集体选择与智慧结晶, 具有广泛的约束与内聚功能。文化不仅是多种元素嵌入融汇的结果, 而且本身又具有强大的嵌入融汇功能。在滕尼斯看来, “乡村是合乎自然分配理念的天然共同体”[16] (P88) 。在这个共同体内, 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嵌入和相互统一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 并规范着人、自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结构, 维系着人们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17]。实现城乡融合, 嵌入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与价值目标。市场经济的多元竞争与开放性, 要求新时代的乡村具有吸收涵纳城市及外来文明的主动性。乡村振兴不是乡村的独角戏, 而是城乡嵌入融合、产业互嵌联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过程, 乡村振兴要实现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有机嵌入, 互动协调的价值目标。治理有效是乡风文明与乡村振兴的评判标准之一。治理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概念, 主张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 乡村治理的内在价值是有序、共生、融合、协作[8]。多元化的参与主体, 嵌入式的治理体系与结构是乡村治理的必然选择。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通过文化的多重嵌入融合来实现, 正如刘彦武所提出, 嵌入性是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性特征, 乡村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城市文化等相互渗透、嵌入与耦合是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与必然选择[7]。因此, 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嵌入融合是其共同的价值取向。

乡风文明的嵌入性内涵与价值取向, 要求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要以文化为抓手, 通过探寻文化嵌入乡风文明的路径, 构建系统完善的多重嵌入机制, 打造乡风文明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 (P41) 。除此之外, 中华民族从来就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 既坚守中华文化的特色立场又面向世界和未来, 乐于且善于吸收西方外来文化的精华。这里所提到的熔铸、涵纳都有嵌入融合的含义。新时代乡村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繁荣兴盛也必须激活优秀的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 将之嵌入并有机融合到乡风文明建设之中, 这也是夯实乡村文化根基, 培育文明乡风,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现实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是中华文明不断延续的精神基因与密码, 更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化自信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如果丢掉了, 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8] (P202) 。乡风文明不是空中楼阁, 乡风文明建设必须重视文化的连续性, 重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深挖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的优秀思想和精髓, 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 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书写表现, 彰显其深厚无穷尽的文化魅力,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功能[9]。从现实来看, 乡风文明建设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根, 将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在思想观念上, 秉持革故鼎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秀传统, 将遵循规律、勇于开拓的观念嵌入乡村发展。在人文精神方面, 将和而不同的处事方法、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勤俭自守以和为贵的生活与处世之道融入乡村治理, 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孝悌忠义的道德规范嵌入乡村的日常生活。通过挖掘整理乡村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 激活传统文脉, 滋养文明乡风。各地在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中不乏成功的案例, 如宁波市龙山镇以“乡风文明馆”为载体, 建立农村社区学院, 通过村志村史挖掘历史人物事迹、搜集展览农耕文化生活器具、汇编整理民间故事戏曲、开展传统文化宣传与传承实践活动, 发挥宗祠祖厅的文化涵养传播功能, 建成寻根问祖吸纳乡贤回乡创业的平台, 成功地将优秀传统文化嵌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又如, 山东省则将“德治”优良传统引入乡村文明行动中, 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抓手, 设立“四德”光荣榜, 将崇德向善、忠孝仁义与新农村建设相融合, 让文明之风得以彰显。诚然, 传统文化嵌入乡风文明之中, 也要注重移风易俗, 剔除封建腐朽文化的糟粕。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9] (P707-708) 为此, 传统文化必须经过提炼精选, 取其精髓嵌入乡风文明,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社会并发扬光大, 通过夯实农村社会的文脉基础, 增强乡村文化自信,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迈出新步伐。

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带领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自主, 在革命实践历程中创造积淀而成的精神和物质载体总和[20] (P26) 。红色革命文化继承了传统文化, 融汇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事业中高贵品格、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革命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群众, 因此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同时, 红色革命文化承载了党的光辉历史, 蕴含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是以实践为基础经得起检验的先进文化,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此外, 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分布广泛,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兼具地域特色的革命精神, 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等。这些具有人民性、时代性且分布广泛的红色革命文化大多发端于农村, 与农民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使得其融入新时代乡村文化、嵌入乡风文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现实来看, 红色革命文化嵌入乡风文明首先要广泛传播红色革命文化, 将红色革命精神嵌入乡村振兴实践之中。其次, 要挖掘乡村红色旅游资源, 利用发挥好其经济价值, 做好红色革命文化旧址遗迹保护, 整理修复红色文化资源, 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如湖北麻城市大庙岗村, 组织搜集编撰本村革命英雄事迹, 通过乡村大舞台举办大别山红歌戏曲比赛, 充分利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培育新时代农民, 将大别山红色革命精神深深嵌入乡风文明之中, 以“红色引擎”牵动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取得了显著成效。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总结凝练而成的核心价值观、主流文化与发展理念。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嵌入乡风文明,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 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其嵌入路径应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的政党与政治文化与新发展理念展开。首先, 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21] (P196)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风文明建设, 必须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 全面系统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发展。尤其要加强对新时代农民的思想教育,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家风、民风、乡风, 成为乡风文明的主旋律。其次, 是将先进的政党文化、优良的政治文化嵌入乡风文明。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载体, 将执政为民乐于奉献的政党文化渗透到乡村,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在乡村扎根。文明乡风的形成, 要以形成良好的官风、政风为前提。端正基层党风, 是扬正气树新风的关键, 正所谓官德崇民德树, 官气正方能民风清。以村民自治组织为载体、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契机, 将广泛参与、理性协商的政治文化嵌入乡风文明, 以政治认同强化新时代农民阶层的文化认同。最后, 是将新发展理念嵌入乡风文明。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指导的[21] (P107) 。乡村振兴实践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为指导, 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嵌入乡风文明之中, 走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之路,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色宜居的美丽乡村, 塑造开放包容、共享发展的新格局, 以文化认同铸就文明乡风。

乡村振兴实质是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历程, 乡风文明也意味着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市场经济的介入使乡村文化裹挟进现代化浪潮之中。现代性是乡风文明的重要标志与体现。因此, 传统文化需要融入现代元素, 中国乡土文明也要大胆吸纳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有益成果, 推进新时代乡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指引下的乡风文明建设, 需要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这就要求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 引导现代都市文化和有益的西方文化嵌入乡风文明, 实现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中国与西方文化在不同场域的碰撞与融合。把西方文化的精华嵌入乡风文明主要有以下两条路径:一是将多元开放平等竞争的西方市场文化嵌入乡风文明。开放竞争与法治契约精神是当前乡村社会所缺乏的, 有益的西方文化的嵌入正好弥补乡风文明在这方面的短板。为此, 要发挥市场在乡村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培育新时代农民的公平竞争意识与法治契约精神。二是将西方先进的理论与技术嵌入乡风文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先进文化也必然要融入先进生产力的元素, 如互联网思维, 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等。尤其是将那些被实践证明了的有效治理机制与经验嵌入乡风文明, 如多中心治理机制的引入与运用等。当然, 将西方文化嵌入乡风文明之中, 并非盲目追捧。要辩证地看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既承认其进步性, 又正视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缺陷”[22] (P12) 。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 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18] (P204) 。引导多种文化从嵌入、融合到自主, 与乡风文明耦合, 方能孕育出形式多样、风清气正的社会主义乡村文化, 凝练成积极向善勠力同心的精气神, 丰富乡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重构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文明乡风。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 当下部分农村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乡风文明建设面临着新的困境与尴尬, 即政府积极而农民相对淡漠, 文化嵌入乡风文明的渠道不畅, 效果不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乡村精英、青壮年人力资源大量流失, 导致村庄老龄化、空心化严重。传统乡风民俗、具有悠久历史的乡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优秀传统因传承主体缺位而失传, 文化嵌入与创造主体缺失。二是部分乡村文化荒漠化严重, 文化嵌入缺乏切入点, 难以形成多元文化间的良性互动, 在文化嵌入乡风文明的实践中, 往往遭遇乡民冷落, 嵌入机制弱化、渠道堵塞的困境。这就给文化嵌入乡风文明带来了现实难题, 即文化传承创造的主体缺位和乡村文化自身日渐式微。即使引入外部资源, 将多重文化嵌入了乡风文明, 但由于主体缺失, 也会导致嵌入过度、嵌入融合绩效低下等问题。为此, 要从乡村社会结构系统入手, 多渠道培育乡村文化主体, 搭建文化嵌入乡风文明的平台场域, 实现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嵌入从被动到主动, 从自主走向自觉。

中国乡土文化是以血缘关系乡土伦理为纽带、以士绅乡贤和广大农民为主体创造出来的文明。梁簌溟曾主张, 中国的乡土社会, 是以乡村为根基, 以农民为主体, 发育而成的高度乡村文明[23] (P578-580) 。多元主体的相互嵌入, 并不是要湮没或占据乡民作为乡土文化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地位, 相反, 嵌入融合多种文化元素, 是为了夯实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 培育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文化创造与文明传承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 文化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 反过来又应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实践。文明作为文化的汇集与外显, 其主体也是参与劳动实践的人民大众。这就要求政府积极引导, 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 实施乡村文化振兴人才支撑计划, 凸显新时代农民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以文明村民撑起文明家庭, 以优良民风孕育文明乡风。要深刻认识到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引领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要发挥农民党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引领农村意识形态的方向, 以党员干部行为示范引领文明新风尚。要激发农民投身文化创造的主动性, 激发各界精英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以诗意田园乡村文化生态唤醒人们的乡情乡愁, 发挥新乡贤的能动作用, 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新时代大学生返乡创业, 引导热爱乡村生活的各行各界有志之士到农村干事创业、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鼓励农民建立乡风文明团体组织, 将城市志愿型社区文化组织的治理经验引入乡风文明建设。通过发挥新时代农民、农家、农村社会组织、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 在政府的扶持引导下构建起多元协作的乡风文明建设体系。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导致文化间的交融互动增多, 不同文化相互嵌入的场域和机会增加, 不同文明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但是, 世界并没有同构为一个单一的文化共同体, 文明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因此,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文化多重嵌入乡风文明, 并不是要以外来的某一文化模式取代乡土文化, 正如亨廷顿所提出的, “那些持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的论调都是完全虚假的同一”[11] (P48) 。现代城市文化、西方文化在嵌入乡风文明的过程中, 乡村文化应占据有利的主导地位, 彰显其数千年来的优良品格与文化精髓, 要对喧嚣浮躁的城市和极端个人主义、享乐消费文化降噪减震。为此, 要加大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力度, 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均等化, 以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为底色, 引导向上向善、科学进步的外域文化嵌入乡风文明之中。同时, 要以开放竞争的乡村经济带动文化交融互嵌。挖掘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特色, 打造乡村文化品牌, 促进乡村文化与产业的深度嵌入融合, 以红色文化、乡村旅游为媒介, 增进城乡文化间的交流互动与共享。以社会组织为载体, 构建文化嵌入的平台。通过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乡村结对子, 培育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社与文化俱乐部, 发挥农村经济社会组织作为文化有机嵌入融合的平台场域, 寻求外部资源支持改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条件, 提升乡村文化品味, 构建新时代乡风文明新秩序。

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实行多元文化的嵌入式发展, 不能忽略文化发展规律, 越俎代庖, 揠苗助长。农民及农民自组织才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 唯有激活其核心主体功能, 在文化嵌入互动过程中培育其自主性, 方能实现乡风文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嵌入性有助于提升乡村经济和配置效率、吸纳整合外部力量与资源、增强变化社会中行动者与组织的适应性。因此, 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要谨防文化的脱嵌。但是, 也有研究发现, 嵌入性的积极效应是有边界的, 一旦超越界限, 嵌入性就会使嵌入客体遭遇外部冲击而产生负面效应。文化嵌入乡风文明也要把握好适度原则, 避免城市文化、西方文化等反客为主, 使乡村文化迷失自我、乡风文明失去“乡村”神韵。显然, 文化嵌入不是目的, 而是要通过文化嵌入机制融合多种文化于乡风文明之中。正所谓嵌入不是机械地套装, 而是实现嵌入主体与客体之间有机融合, 强化而不是削弱嵌入主体的整体性功能。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文化嵌入乡风文明必须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 实现有效嵌入、适度嵌入, 以提振农民的文化自信心, 增进新时代乡村社会群体对乡村文化的认同。

总体观之, 文化嵌入乡风文明蕴含了丰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是强调新时代乡村文化创造传承与乡风文明建设主体的多元化, 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二是突出新时代乡风文明的融合性发展, 体现了“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三是遵循文化创造与发展的规律性, 强化新时代农民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这些特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的目标要求具有内在统一性, 与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诚然, 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精神保障, 乡风文明建设应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协同联动, 这样才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全面发展目标。通过多重文化嵌入与文化主体及其自主性培育, 提升乡风文明建设主体的能力与自觉性, 以文明乡风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涵养孕育美丽人文生态、构建协作高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绘成富足多彩、幸福文明的乡村新风貌。要把振兴乡村文化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让文明乡风滋养新时代的乡村社会, 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多元文化嵌入乡风文明, 多元主体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实质是要连通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间的分立隔阂, 探寻有机嵌入耦合的最佳切入点, 从各美其美的文化自信到美人之美的文化互鉴, 再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嵌入融合, 达至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与繁荣, 进而构筑新时代乡风文明的新高度。（作者：唐兴军李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