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园区与地方城市互动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为例-中机院产业园区规划网

伴随着我国境外园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全面铺开, 其与地方城市产生的空间互动、职住互动、产业互动现象逐步显现。以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为例, 首先分析了境外园区与地方城市互动发展的三大阶段, 并建构了由外在推动力、环境支撑力、内在驱动力组成的动力机制模型。其次, 运用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互动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境外园区建设与地方城市互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园区内产业与地方技术互动、产业链整合引发的经济产业增长依然是初期园区与城市互动的最重要因素, 城市及园区发展分别受空间互动及产业互动效应的影响最显著。最后提出以技术融合促进产业整合、以园区竞合助推区域发展耦合、以产城融合保障社会融合的建议, 为我国境外园区优化发展提供参考。

近年来为应对新一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革与新常态, 境外园区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成为我国优势产业输出、发展模式输出以及规划技术输出的重要载体。特别是2013年我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 中国境外园区的发展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2017年底, 我国企业共在44个国家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99家, 累计投资307亿美元, 入区企业4364家, 上缴东道国税费24.2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25.8万个就业岗位。

由于境外园区的谋划与建设具有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属性, 而企业作为产业园区投资建设的主体, 既具有明显追求经济效益兼顾公共利益的双重目标性, 同时也注重市场发展的竞争性, 因此境外产业园区在现实发展中显然需要遵循地方适应性。依据国内历程与经验, 开发区发展对城市的空间规模、形态以及空间增长方式、产业空间结构、人口与社会空间结构、各功能区段之间的关系、城市化与郊区化进程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影响效应, 从而催化带动都市区域的空间重构[1]。但是, 境外园区作为地方城市置入的特殊空间, 其规划发展与互动因素显然比国内更为复杂:一方面, 境外园区在发展中遇到的区位分布不均衡、投资风险较大, 企业融资困难、人才引进有难度, 规划协调、技术标准转化困难, 使得目前其建设虽然取得初步成效, 但面临经济产业从投资市场两头在外模式, 向双向互动发展从而形成扩散效应的挑战;另一方面, 从园区发展目标与现实需求来看诸多园区均提出了“产业园区+新城”的发展愿景, 但境外园区落地离不开城市配套设施、人才技术及支撑体系的全面互动支持, 园区城市化和城市园区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自组织过程[2], 整合地方发展要素驱动地方城市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成为挑战。

从现实来看, 虽然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选址多在东道国城市郊区, 但伴随着园区的快速建设发展以及园区产业体系与城市分工体系不断调整, 境外产业园区与当地城市的互动整合将成为一种内在需求。国内开发区作为城市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外向型经济的主阵地、创新体系的核心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3], 二者间的互动理论在境外是否依然适用值得深入研究。因此, 基于国内外园区发展环境显著差异的背景, 本文从境外园区与城市互动的角度, 探讨政府支持与市场驱动的共同作用下二者互动发展阶段与趋势、动力及影响因素, 最终为如何更好地引导境外园区与当地互动融合提出建议, 具有较强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境外园区这一概念最早源于“自由贸易区” (Foreign Trade Zones, FTZs) , 这类特殊政策的发展区域也是全球贸易交易的主要场所。随着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产业园区、自由贸易区等特殊的跨国经济产业合作发展区域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投资动机、发展现状及产业集群效应几个方面。如Deborah Brautigam[4]分析了中国境外园区特有的经营模式, 认为其目的不仅仅是出口, 还包含了规划、服务、运营管理等一系列内容, 然而在现有模式下, 合作园区依然遵循原有的运营途径, 并未产生实际上的创新, 同时存在诸多不成熟因素, 无法真正赋予中小型企业竞争力;在园区建设效应方面, 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境外园区建设加强了资源安全、加强政治关系和软实力, 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效应[5,6]。而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园区建设的必要性、区位和产业选择、园区建设和运营模式以及发展策略等方面, 如在园区建设模式及运营方面, 郝旭等[7]从产业园区全生命周期的角度, 梳理了园区项目前期策划、投融资模式、招商与产业入驻、园区运营管理、退出与移交等环节的系统整合;针对不同的发展模式, 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针对性策略建议[8,9], 并从开发区规划模式的全球化角度解析了二者的互动特征及内在机制[10]。可见, 学界目前针对境外产业园区的研究多为整体层面的问题、策略、机制剖析, 但关于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后对当地城市经济发展、空间重构、社会发展等效应的研究较少。

应认识到, 境外园区作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合作共享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承担着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 同时也具有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增长极的作用, 其开发与建设离不开与城市互动发展的过程。目前学界鲜有境外园区与东道国城市互动的研究, 就国内园区及发达国家实践经验来看, 既有文献对于两者之间的互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园区与城市经济互动过程中的空间重构, 陈家祥[11]从产业空间、城市化率、城市空间等方面分析了南京城市开发区对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和作用, 郑国[3,12]认为我国开发区与城市的空间关系经历了“孤岛”和“飞地”阶段、效应增强阶段并进入与城市空间融合阶段。二是园区与城市互动的动态演进过程和效应, 王慧[1]基于开发区与母城的关系, 将开发区发展进程划分为成型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后成熟期4个阶段;郑国等[13]研究认为开发区发展对城市产业空间、居住和社会空间、空间形态重构方面均有深远的影响;Malcolm Parry等[14]通过对科技园在英国发展历程的回顾, 认为其在区域经济增长、支持技术关联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三是园区发展与区域的溢出和互动, 以开发区为先导带动区域整体发展是当代中国极富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15], 王缉慈[16]研究提出了高新区推动区域发展的理论解释与制约因素, 王兴平[17]在研究开发区与城市乃至区域开发区群的基本特点、互动模式与整合机制后, 构建了以公共服务为纽带提升开发区功能和强化开发区与城市整合的策略;唐承丽等[18]研究认为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是相互耦合的复杂网络系统, 产业空间组织与城市 (开发区) 空间组织的联动机制、传导机制、叠加放大机制和政府推动机制是三者互动的主要耦合机制。可见, 国内开发区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后, 目前已架构了一套完整的园区与城市乃至区域互动发展的机制与理论, 对于境外园区与地方城市互动发展研究具有较强的参考。

城市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是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动因, 但与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城多园”带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使得城市空间蔓延式铺开引发的空间形态重构模式不同, 境外园区所在地方城市因其城镇化水平、工业化发展程度的差异, 空间拓展与互动的动力由国内制造业的空间扩散与郊区化带动, 转变为植入型增长极扩散效应的带动互补。以中国—白俄罗斯 (以下简称中白) 工业园为例, 从建设发展初期的中白园区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首都明斯克空间关系来看, 呈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驱动首都原有同心圆的空间骨架形态逐步转变为轴线拓展的空间结构 (图1) , 中白园区建设引发了城市东西向包括高速、轻轨在内的综合交通拓展, 东西轴向发展骨架成形;二是促进了城市从单中心结构向开放式多中心、乃至区域功能网络架构的形成, 中白园区不论从规模还是经济产业发展来看综合新城“雏形”已现, 未来不仅将作为新中心与首都形成主副分工, 更重要是的通过国际机场、跨国高速交通系统链接如柏林、莫斯科等区域交通枢纽, 成为区域功能链接网络的重要节点。

境外园区作为产业集聚区, 与城市产业间的互动及本地化发展是园区未来良性发展的核心增长动力, 企业的本地化制造、本地化用工、本地化采购、本地化维护、本地化管理也将有助于实现园区与城市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从中白园区产业互动现象来看, 可分为以下四种模式 (表1) :一是与当地企业上下游合作的产业链协作模式, 主要集中于机械制造、装备制造等传统行业, 该类产业的本地化协作有利于减少供应的中间环节, 简化成本、加快生产速度;二是联合建设模式, 主要由中方提供生产技术, 白方企业提供设施与生产线, 有助于提升当地产业的技术升级与产品迭代, 如中白工业园内发动机、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三是与地方科研单位共同研发新技术并产业化的合作研发模式, 如园区人工智能产业与当地政府部门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工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的合作;四是由园区为城市提供转化孵化空间, 实现当地科技产业化的科技孵化模式, 如中白园区中白科技成果转化合作中心平台的建设, 推动白俄科学院、地方大学研发成果的孵化。

境外园区与主城之间的职住通勤互动是与其经济产业发展、空间拓展同步进行的, 境外园区建设初期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职住分离现象, 但同时也促进了境外园区与主城特别是周边村镇间的社会文化互动。通过对中白工业园社会问卷调查显示, 就业人员中44%的人居住在主城、49%的人居住在园区内员工宿舍或园区公寓, 而6%的员工则选择在周边村镇租住;同时每天有接近63%的员工需要从园区与城市间通勤, 通勤时间大约在45min左右并以公司班车为主, 其他居住在园区内的职工则每天通勤时间不超过20min并以步行为主。此外根据实地调研发现, 处于建设运营前期的中白园区内出现了住在园区消费在周边村镇、工作在园区租住在周边, 以及周边村镇居民到园区就业等互动现象, 正在促进中国境外园区与地方城市由职住互动带来的消费服务、文化交流等互动, 助力着中国境外园区“软实力”的输出。

中国境外园区的建设虽起步于20世纪末, 但大部分园区建设集中于2008年后, 因此从国内园区产城关系发展历程来看, 目前中国境外园区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大多处于初创期并逐步过渡到发展期。但是, 境外园区与地方城市的关系受其区位选址、综合交通以及产业融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发展阶段其互动模式及互动范围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本文依据相关学者对国内的研究经验[3][11], 结合境外园区建设现状, 将其互动发展阶段做了相应的推演, 总结为以下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从境外园区的设立开始, 到开发区经历选址、规划、建设成为城市新工业片区, 一般需要2～5年的时间, 最早2000年提出“走出去”对外开放战略到2005年的先发园区大多在2010年前已完成, 而2013年快速增长阶段投资建设的境外园区正处于或刚跨越该时期。境外园区的快速增长是我国国内产业产能在积蓄已久的情况下释放出巨大爆发力的表征, 最直接的动力是资源环境比较优势及两国双向政策支撑赋予的发展动力。

境外园区在初期主要依靠大量的国内资本及技术输入实现原始的积累和空间扩张, 但由于选址大多位于远郊地区, 同时受限于当地产业技术水平、市场规模、运营管理及科技人才等方面与国内产业存在差距, 当前园区利用邻近港口、机场或铁路线等区位优势, 以投资、产品“两头在外”模式为主。与国内开发区和城市互动初期相比, 二者间功能机制、整合主体及开发主体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了公共产品配给、配置重点、人口集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不同 (表2) , 加上投资市场在外、人才技术与当地难衔接的现状, 使得在此阶段与本地产业关联和溢出效应不显著, 形成了初创期“飞地”型弱互动模式 (图3a) 。

随着境外园区经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运营管理不断完善, 境外园区将面临从单纯的产业区向多功能综合园区复合发展的趋势, 从国内经验来看大致需要5～10年时间。这一阶段, 境外园区在经历初创期的快速发展后逐步成为地方城市增长极并开始发挥扩散效应。一方面, 地方城市经过长时间的人才技术导入、管理经营模式学习、关联产业合作后, 内部产业、社会互动加剧;另一方面, 区别于国内园区发展面向巨大的国内市场, 境外园区根据本地市场大小、企业依靠枢纽地位, 对外开发市场依然占据主导, 由此引发的跨区域产业及产品间流通带来的技术合作创新也愈加频繁, 因此在内外双重作用下境外园区对生产服务业及消费服务业的内在需求不断加剧, 刺激了境外园区与地方城市资金、技术、市场、社会、科研成果等诸多方面的互动 (图3b) 。

进入成熟期后, 境外园区与主城互动将进入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与空间重构, 境外园区通过整合当地与国内双向资源、科技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 不仅将为疏解城市发展空间、提供创新融合新功能, 同时基于境外园区的溢出效应, 园区生产功能、中心功能辐射周边城市使得区域互动愈加频繁, 将带来包括周边城镇、地方园区在内的“网络化”区域空间重构。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各地中国境外园区的逐步完善与成熟, 不论从总体战略层面还是个体发展层面来看, 与国内以及地方城市群乃至海外更大区域层面的网络化、一体化趋势将越来越显著, 发挥境外园区各自优势 (特色化、专业化) 联动更大的海外市场、更全面的功能协作形成“跨区域网络化”互动将成为趋势 (图3c) 。

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境外园区建设和城市发展都是具有正反馈机制特征的复杂开放系统, 其互动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和创新的过程, 而产生互动的内在动力源于各种动力因子, 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机协作、联动发展的体系和机制。本文在相关学者提出的国内开发区城市互动阶段划分[12]以及动力机制[2]的基础上, 结合境外产业园区自身发展环境、支撑供给条件等因素的区别, 建构了由外在推动力、环境支撑力、内在驱动力构成的境外园区与城市互动发展动力机制模式图 (图4) 。

具体来说, 境外园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 本质是二者发展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 并主要反映在政策管理、产业经济与社会文化三大领域。区别于国内主体间的互动要素传递路径, 境外园区的传导主体更加多元、传动方式更加多样。政府间协调机构是园区互动的外在推动力, 并主导着与园区相关的规划、政策管理制度、资金支持等支撑要素。作为园区实施主体企业而言, 海外投资发展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本土城市土地、劳动力、资源等供给因素与市场环境、区位环境以及科技人才基础等环境因素的共同驱动力作用。同时境外园区在输出过程中不仅承担产能转移, 更注重技术合作创造知识、服务社会的使命, 因此根据所在国以及园区不同的发展阶段, 知识、技术、人才、文化也成为分析园区与城市互动的核心要素, 并且其重要程度将逐步上升。此外, 在实施层面国内主体往往通过资金支持、管理介入、规划编制技术支持等方式与管理开发主体、企业主体互动, 从而促使园区与城市的互动, 这也是园区开发运营初级阶段互动的最主要方式。

在探讨境外园区与城市互动历程与机制基础上, 为更深入一步探究境外园区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影响因素, 本文参考了国内相关研究[19], 从供给、环境、支撑、协作四个方面建构了影响境外园区发展的17个相关影响因素, 从政府管理、经济发展、产业体系、社会服务、技术支持、可持续发展六个方面建构了影响城市建设发展的19个相关因素, 总计36个因素 (图5) , 并采用小样本专家问卷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及共同影响因素的检验和重要程度排序, 共发放20份问卷回收18份, 有效率为90.0%、信度0.820, 筛选出相对影响因素和共同影响因素并进行编号 (表3) 。基于此设计, 本文以中白工业园为例通过线型回归分析、单样本T检验等方法, 对二者互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中白工业园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距市中心25km, 紧邻明斯克国际机场, 是中国在海外开发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贸合作区。自2011年两国签署协定以来, 园区建设一直以高端产业集聚地、亲水宜居梦之城、欧亚合作新典范的国际新城为目标, 经过7年的规划建设目前园区一期起步区已投入运营, 正式入驻企业37家、意向入园企业近30家, 总投资额累计达到11亿美元, 成为明斯克高科技和高竞争力制造业集聚区和对外贸易物流中心。未来, 园区如何依托首都科技人才、综合交通的优势发挥区域增长极的作用, 带动主城及周边村镇增长并联动东欧其他重要节点城市成为挑战。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以及访谈的方式对中白工业园内企业员工、周边村镇居民以及明斯克城内居民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数据采集, 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57份 (中文194份、俄文63份) , 有效率85.7%、信度0.802。同时围绕着中白园区与城市互动发展提出了两个假设:一是中白园区的建设发展与城市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二是中白园区与城市互动发展共同影响因素具有显著性差异。

(1) 为验证假设一, 首先将“中白园区建设”作为自变量X、“明斯克城市发展”作为因变量Y, 并确定各自的数值:X= (Y2a+Y2b+Y2c+Y2d+Y2e) /5, Y= (Y1a+Y1b+Y1c+Y1d+Y1e) /5。其次, 将二者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针对分析结果进一步做回归模型检验和分析。其中显著性检验F=128.353>F0.05 (1, n-2) , 其中P<0.05, 说明城市与园区发展的影响关系显著, 同时回归系数R的t=11.329>tα/2 (n-2) , 说明在95%显著性水平下线性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也显著有效。然后在此基础上, 通过分析得到线性回归方程式Y=0.518+0.799×X, 回归系数值为0.799, P值为0.000, 小于0.01, 意味着园区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采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城市发展对园区的影响程度, 得到F=128.353>F0.05 (1, n-2) , t=11.329>tα/2 (n-2) , 回归系数R通过有效性检验, 得到回归方程F=1.327+0.716×X, 回归系数值为0.716大于0.5并较趋近于1, 说明变量间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根据以上线性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一, 即园区与城市间互动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并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 为验证假设二, 本文采用单样本T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 主要针对研究问题中13项共同影响因素, 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从结果来看13个共同影响因素sig均小于0.05, 说明单样本检验差异显著;从所分析选项的均值Mean结果排序来看, 技术合作程度 (Y3f) 、资金投入程度 (Y3a) 及产业链协作 (Y3e) 的影响程度最高, 而基础设施情况 (Y3d) 、道路设施情况 (Y3c) 、规划引导程度 (Y3k) 影响程度较低。

为进一步验证中白园区与城市间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SPSS软件进行多样本多因素间的相关性分析及聚类分析, 分别包括二者间单向和共同影响因素, 结果如图6、图7所示, 其中KOM=0.851>0.7, Bartlett检验sig<0.05, 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共同影响因素可分为四类, 即文化技术融合、生产要素供给、保障要素供给及规划引导。然后本文通过对比共同影响因素对城市发展、园区建设的相关性系数均值来判断各项共同影响因素对二者发展的影响程度, 结果表明共同影响因素中产品市场情况 (Y3b) 、资金投入程度 (Y3a) 、基础设施情况 (Y3d) 对城市发展的相关性影响排名最为靠前, 而技术合作程度 (Y3f) 、产品市场情况 (Y3b) 、科研机构合作 (Y3g) 对园区建设的相关性影响最强, 说明除市场因素外, 中白园区与城市互动发展共同影响因素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基本验证了假设二。

(1) 中白园区与城市建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产业技术、产业链协作程度及资金投入情况是影响二者互动的最重要因素, 而基础设施、道路等硬件设施对二者互动的影响程度较低, 说明园区建设初期作为植入型产业集聚区, 园区内产业与地方技术互动、产业链整合引发的经济产业增长依然是城市园区互动的最重要因素。

(2) 园区对城市、城市对园区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其中资金投入及基础设施系统的发展对城市带动效应最显著, 而产业技术融合协作程度、科研机构合作情况对园区的发展影响最为显著。说明在中白园区建设初期, 由资金投入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工程引发的空间互动对城市的效应最为显著, 而园区发展则更受产业互动、技术互动带来增长效应的影响。可见, 园区建设引发的城市空间互动, 及城市自身对园区产生的产业互动、技术互动是一种相互影响不断形成正向反馈的过程。

中国境外园区建设带动地方城市发展并产生的空间重构、职住互动、产业互动, 实质上是由国内自上而下政策制度引导、自下而上产业经济驱动以及当地资源要素的匹配发展过程。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境外园区与城市的互动现象, 总结并归纳了二者的发展阶段、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 对中国境外园区发展做了有益探索。研究认为, 当前中国境外园区正在经历飞地型初创期向发展期过度, 未来随着各主体间支撑要素以及发展要素的共同驱动, 中国境外园区将进一步发挥增长极效应, 带动地方及周边区域的综合发展。同时以产业投资为核心的发展动力也将逐步走向社会文化、技术、服务等多元协作融合的过程。但也应认识到, 园区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周期、多主体参与的复杂过程, 现阶段中国境外园区数量较多, 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在整体布局统筹、规划设计衔接、功能完善、社会融合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 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研究表明园区产业发展带来的地方技术升级、产业链整合是现阶段二者互动的最重要因素, 同时境外园区的发展受产业互动、技术互动带来增长效应影响也最为显著, 技术互动促使的经济产业的发展依然是城园互动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建议未来中国境外园区一要注重主导产业与地方城市间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嵌入或拓展产业合作的本地链条, 形成园区内集群效应;二要建设两国政府及管委会应注重营造产业技术融合交流的支撑环境, 积极推进融合机制的建立, 制定合理的产业技术策略并打造技术交流平台, 同时健全合作间信息、技术、法律等服务支撑体系, 以技术融合促进产业整合。

中国境外园区建设为争夺东道国市场及资源, 国家级境外园区外、省级境外园区还有企业自发建设的境外园区出现了“多点开花”并同地化竞争的现象, 同时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中国境外园区与所在国的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间相互竞争的现象。因此对于同地区或同板块且占据优势区位的中国境外园区和地方园区来说, 未来应发挥各自代表地方城市产业高地、区域节点的优势, 以园带城形成类似国内开发区的网络化、集群化发展模式, 助推境外园区与地方城市发展并走向区域协作。

伴随着我国境外园区的建设, 包含规划设计、产业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软实力也逐渐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社会文化融合程度成为中国境外园区与地方城市融合的重要因素, 某些地区境外园区招收高级技工难, 大型基建项目由于与当地人员沟通不足导致园区建设受阻搁置等现象也印证了社会融合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境外园区一方面应注重文化包容、技术高新等代表中国园区品牌效应的软实力领域输出, 体现境外园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良好协同, 同时也必须强调境外园区的社区建设, 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与功能配置, 推动园区与地方城市的产城融合, 促进境外园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融合。(作者：施一峰王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