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发展和孕育未来产业，不断开辟新方向，拓展新领域。这些新方向和新领域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对原始创新、要素市场和产业生态提出了新要求。
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国际竞争不断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断链”“脱钩”威胁不断增大。我国的产业发展和创新逐步进入“无人区”，需要不断提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扩大开放。此外，原有体制机制中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不利于原始创新和创新生态体系建设，需要在新阶段中不断完善。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成果转化渠道不畅
当前，我国前沿产业技术创新已经进入无人区，部分领域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新时期，国家之间和产业之间的竞争，需要依靠内源性技术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的发展，要从模仿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要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这对基础研究投入、研究成果转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我国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的一大挑战。
目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原始创新水平亟须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亟待突破“瓶颈”。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55%。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支出比例也稳步上升，2022年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已经达到了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6.32%，经费投入规模及占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与发达国家普遍15%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另外，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贡献度非常低，仅占1%左右。我国企业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与美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差距悬殊，部分说明了企业对基础研究原创性的投入缺乏动力，对前沿技术的掌握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另外，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科研成果到市场的产业化路径仍有待完善。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难，转化渠道不通畅，阻碍了基础研究向产业技术创新再到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难以形成以高质量自主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格局。此外，科技经济“两张皮”的深层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要素市场尚不完善，产业布局分工有待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领域所需要的人才短缺相对严重。新方向和新领域的产业发展迅速，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同时，人工智能、未来网络等都属于智力密集型高技术产业，所需人才层次高，教育和科研门槛起点高，培养周期长。两种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短缺。
面向未来产业发展，主要有3点问题：①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缺乏有效的配置和组织，包括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在内的“四链”有效融合不足，要素聚集度不够，产业的创新生态有待完善。②要素市场尚未形成有效的调节、引导和激励机制，无法将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有效地配置到产业中。要素的聚集度（包含聚集的密度、频度和浓度）不够，未能通过有效地聚集提升创新活力。③全国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分工和产业空间布局，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存在一定的趋同现象，与地区的产业优势存在一定偏差。
领域监管模式亟待创新，国内外市场开放有待扩大
对新方向和新领域监管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升。当前，对新一代网络技术、低空经济、无人机物流等领域管制严格，对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缺少体系化评估，往往采用一刀切的禁入方式，导致新产业创新空间不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未来产业的发展。
对外开放有待继续扩大。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扩展和蔓延，全球产业格局正不断重构，全球合作分工体系也不断调整，“断链”“脱钩”等不确定因素增大。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未来产业的新方向和新领域，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技术、理念和创新模式上仍具有相当优势。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吸引国际人才，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创新模式，用好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对内开放有待深入落实。在数字经济应用等新领域，民营经济有更高的创新活力和创新动力。当前对民营经济进入市场还存在一些体制性、政策性障碍，过于严格的管制将加大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可能导致民营经济不敢创新、不愿创新，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作者：潘教峰、王晓明、薛俊波、沈华）
